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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与家人通报我们的近况，是因为我不想使他们操心。而且人遇着问题冲突，都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了，你说你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只考虑得，不考虑失，还是得失一起考虑呢？”
“那又有什么不同的呢？”
“当然不同了。如果你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得，不考虑失，则势必会出现种种的误差，陷入无穷的被动，你说是不是？”
卫红点点头说：“你刚才说我做事患得患失的，嗯，我现在明白了，你是指人不能总是只想着得，而一想到失，就受不了，就不能接受，你是不是想让我看到这一点？”
我使劲地点点头。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志刚终于回国去了，卫红又可以专心于在哈佛的学业了。
对于两个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时间来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
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体这个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都爱着对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尽与未尽，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的。而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
个案分析
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
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
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是人下人的感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怎么能有更好的表现呢？
与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到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所以，卫红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
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
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她说得不对，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得失平衡的问题。
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的。
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陋离起来，每天由人供给他们食物饮水，却不许与他们讲话。
国王设想，这两个与世隔绝的孩子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是人类祖先的语言了。他希望这个音节是埃及语中的一个词。待这两个孩子2岁时，他们终于发出了第一个音节Becos，可异，埃及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于是，这位国王伤心地发现，埃及人不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至于哪个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呢？他不再操心了。好在最后他还是把那个两个孩子带回了人间。
国王把小孩子的偶然发音当作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这不但使他大失所望，也使心理学的第一实验“出师不利。”怪谁呢？
咨询手记10
帮助一个人要除他心灵中的创作需要的不仅是关心与理解，还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巧。在本咨询手记中，我成功地帮助了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学会与人正常交往。在这当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患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帮他们纠正了照顾患者中的偏差。我们齐心协力迎来了患者康复的春天。
——题 记
走出心灵创作的深渊
与慕贤相识完全是受朋友之托。
慕贤今年27岁，可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还不及一个17岁的孩子。慕贤极愿与人聊天，可别人与他聊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他讲话很不连贯，常常是一件事情还没说完就聊起另一件事情，而且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在聊着波士顿最著名的篮球明星拉里？伯德时，他会突然说起海湾战争的局势；或者他给你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布什总统是否会连任。与他谈话，我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他竟毫无察觉。
慕贤处事也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与我通电话，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时间观念。我一再给他暗示要挂电话了，他去毫无反应，必须要我明言，才会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我正忙着，告诉他我得空会给他回电话。不想他会每隔20分钟再打来电话，问我忙完了没有。
有时我觉得他这样挺可爱的，又觉得挺可怜的。
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慕贤的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很不幸的经历。
慕贤的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生。当年，他们满怀热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为建设新中国而大显身手。可惜，他们在受尊重的同时也受到了怀疑。他们虽然躲过了“反右”的大难，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因“特嫌”被隔离起来，留下慕贤和他的姐姐慕洁一同生活。
当时，慕贤才5岁，慕洁也只有8岁。
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和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
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躬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
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如此又过了3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
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是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国内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心理治疗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
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也不看看咱是谁
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
慕贤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还有些口吃。
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的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无论他怎样踊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眼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扶正。
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说：“也…也不看…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请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回访。
他急速拿过一张小纸片，要我把我家的地址，电话及坐车路线都写下来，并说他会在次是下午3点半左右到达我家的。因为下午1点，他要去唐人街见他的心理医师，之后正好去我那儿。
那几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只好推说我就要搬家，家中十分凌乱，不方便。
不料他说：“那我就过来帮你搬家吧。”
我笑了，把我的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拍拍他的肩头说，“有空，给我来电话，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趣事。”
那天一进家门，妻子就告诉我：“刚才有个叫慕贤的人给你来电话，说是你让他打的。他这怎么那么逗，我问他可不可以留下电话，以便让你回来给他去电话。他却神秘地对我说，你刚从家里出来不久。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
妻子直纳闷。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明白。
慕贤真是渴望有人与他交往啊！
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
两天后，我与慕贤的父亲相见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我们找了一人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寒喧了几句之后，慕贤父亲就急切地问我：“小月，你觉得我们慕贤还能变好吗？”
“我想能的。”我肯定地答道。
“真的？”慕贤的父亲嘴咧得好大，满脸的皱纹绷得紧紧的。
望着他那一脸的高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酸楚。我可以想象，这20多年来，他为慕贤的事操碎了心。
“何以见得？”他急切地问我。
“因为，他还是能与人交往的，关键是怎样与人交往。”我回答说。
我呻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前天与他接触，发现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正常的。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太自我封闭了，他总是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能很好地体察他人的感觉。”
“你说得太对了，”慕贤父亲点点头，接着问我可不可以帮助慕贤。
“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太好啦！”
慕贤父亲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