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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
但是他们对过去事情的求索之心总也得不到满足，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极不安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但是从这时起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后世纪念。
正文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说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自，还是把白称做黑，总是有不一而足的种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诸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哪怕是蒙骗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莱奥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莱奥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于腕，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动荡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受无法言明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这种法则迄今却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受到尊敬。于是，我们就搞起非常有用的科学大扫除，这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便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宗教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次要原因，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的背景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旨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它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宽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代自古以来掌权的世敌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莱门特主教可以被比做是可爱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他丝毫不是这样。
一五二九年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它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下断语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可以低就一点，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