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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泰·德萨米
【由文，】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法＇泰·德萨米《公有法典》
中译本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法国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时代。十八世纪末随着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被处决、一度销声匿迹的巴贝夫主义在这一个时期中又公开出现，它甚至具有了比在巴贝夫时代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泰·德萨米就是当时这一思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德萨米的一生是短促而又紧张的一生，他的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是同他的革命活动史分不开来的，而他的个人的传记，也就是他的政治活动的传记。《公有法典》是德萨米唯一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这一本著作中，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同时也极其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原理。
自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为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后，到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法国现代化的工业有了迅猛的发展。当时法国共有十二万四千家大中企业和一百五十四万八千家小企业。在生产集中的北方省份，有十二家大工厂，每家雇佣的工人均超过了四百人以上。但是，工业的发展不但没有给法国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相反的，却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陷入苦难的深渊。而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又使得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逐渐从日常的经济斗争演变为尖锐的政治斗争。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里昂纺织工人两度举行武装起义，就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
德萨米作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预感到了“七月王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并且倾听到了革命的暴风雨日益临近的声音，洞察到了“大厦将倾，四海欲乱”的革命形势。他的这种感受都反映在他用四年顽强的劳动写出的《公有法典》这一本著作中。不过，他声明自己写这本书，绝不是要作为一个“预报灾祸的预言家”，而是要作为“一个热心的社会秩序的建筑师”，以便向自己的同胞提供一些建造未来宫殿即理想社会所必需的材料。
德萨米在他的著作的序言中，首先把他那个时代说成是充满了灾难和痛苦的时代：工业成了人们之间进行血腥搏斗的舞台，机器违背了自然的规律成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灾难；商业方面盛行着欺诈和投机倒把的风气；工人阶级肩负着沉重的劳动担子，却遭受着资本家的残酷无情的剥削，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生活在赤贫之中。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把这一切混乱的、丑恶的现象，都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问题的症结既然在所有制上，那么象当时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只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如确立所谓主权、实行普选权等等这一类治标办法，只能是“隔靴搔痒”，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德萨米认为，如果人民得不到面包和教育，所谓人民主权不过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而已；在保持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选举权越是普遍，人民身上的镣铐只会越加沉重。德萨米这一番精彩的见解，在时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说来，依然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此，德萨米不赞成上面那些政治改良的办法而主张直接诉诸社会革命，以便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平等。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时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的权利，而扩大到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证明了应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的特权，而且是阶级区别的本身”。①德萨米的思想可以说是最鲜明地反映出当时这种社会平等的要求。德萨米认为实行财产公有制，就是达到社会平等的可靠保证。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页。
根据德萨米的设想，在公有制度下，除了人们日常所使用的必需品外，一切财产都应当属于公共所有；大地上的一切产品都应当为所有的人共同享用。社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们利害相同，祸福与共，应该经常互相服务。人们的智力生来是平等的，即便由于后天的条件造成了这方面悬殊的现象，那也绝对不应该影响到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人们都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永远不会蜕化为利己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它将受到科学和理性的约束。在公有制度下，既然人人都可以享受别人的劳动产品，那么，除了老人、孩子和体弱多病的人而外，任何一个人也就有义务参加劳动，那怕是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不能有什么例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萨米的人人普遍劳动的思想，要比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和康帕内拉这方面的见解远为彻底。
在德萨米看来，公有制度中包括着自由、平等、博爱和统一。因此，它是一种最符合人的本性和最符合科学和理性的要求的制度。他大声疾呼道：“公有制！公有制！所有可能达到的善和美都概括在这一个名词之中了。”②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德萨米思想上深受摩莱里等人的唯理论影响的烙印。因为这些人在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时，不是看它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否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以它能否符合所谓人的追求幸福的本性和永恒不变的唯心主义的理性为转移。
②本书第26页。
在未来的社会中，应该采取哪一种分配方式为好呢？对于这一个问题，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各持不同的看法。圣西门及其门徒主张应采用“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而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则赞成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德萨米认为，圣西门的原则仿佛是要确认以能力和工效为基础的新型的不平等，亦即承认新的精神贵族。他断言，不论是财富上的不平等或者是精神上的不平等，归根结蒂只会产生种种罪恶和堕落。而巴贝夫等人所主张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德萨米看来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的爱好和要求千差万别，难以强求一律；如果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要是分配的份额是中等的话，它只能满足一般人的需要，却不能够满足要求特别高的那一部分人的需要；反之，分配的份额是很多的话，那末，对于要求不高的人来说，又将成为一种负担和苦恼，同时也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
根据德萨米的看法，最好的分配方式应该是所谓按比例的平等或相称的平等。在这里，德萨米一字不易地重复了摩莱里下面的话：“［人］本着自己的能力、知识、需要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同时按照自己的全部需要来享用共同的产品，享受共同的快乐。”①德萨米举出公共食堂是最能体现这种平等的精神的。他说，在这种公共餐桌上摆着丰盛的酒肴，它们“都是属于大家的，适应每个人食欲的大小，而且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就让皮埃尔只吃一个鸡蛋，让保罗去吃一头公牛好了（请原谅我过甚其词！），没有人会对此提出非议的，因为谁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①德萨米说，这就象一个走到泉水边去解渴的旅客，绝不会嫉妒那比他更渴的人大口大口地畅饮清泉，因为这种东西是大自然慷慨地赋予每一个人的。德萨米这种按比例平等的思想，无疑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它不但包括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思想萌芽，而且还隐约地指出了实行这种分配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的物资要丰富得象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濆涌趵突的泉水一样，才能在分配时不致遇到困难。
①本书第17页。
①本书第48页。
如果说德萨米在分配问题上是接受摩莱里的思想的话，那末，他在关于未来社会的结构、劳动组织和生活安排等等方面，便是接受傅立叶的学说的影响。如同傅立叶一样，德萨米也认为未来的共和国应该由统一的、协作的经济单位组成。所不同的是，这种协作的经济单位在傅立叶那里称为“法郎吉”，而在德萨米这里则称为“公社”而已。这种公社将集中城市和乡村的一切特点，它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而在土壤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则因地制宜把重点放在手工业上。每个公社平均有一万个社员，都设有供自己社员活动的公社宫。公社宫建筑在中央地区，而耕地、果园和牧场等则分布在公社宫的四周。公社里也成立公共食堂，以便消除由于一家一户开伙所造成的人力和物力上的浪费。所有的社员都于规定的时间内在公共食堂进餐。每个公民都有自己舒适的个人宿舍，而且房子的格式和布置几乎完全相同。
公社的劳动是引人入胜的，它是按照社员的天然爱好来分配的，所以能够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劳动的过程分得很细，并且经常变化：每个劳动者在一天之内可以接连不断地改变工种，这样就可以满足人对于多样化的爱好，而不致于感到单调和厌倦。在农业劳动上，将采取各种各样的劳动保护措施，如设置既保暖而又通风的活动帐篷等等，以便社员在劳动时不致受到严寒和风雨的侵袭。
但是也必须指出，德萨米只是在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具体措施上接受傅立叶的影响，而在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和傅立叶的主张根本对立的。例如，“傅立叶主义还有一个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在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即协作社中，有富人和穷人，有资本家和工人。全体社员的财产构成股份基金，法伦斯泰尔经营商业、农业和工业，所得的收入按以下的方式分给社员：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另一部分作为对技艺和才能的报酬，再一部分作为资本的利润。原来在关于协作和自由劳动的一切漂亮理论后面，在慷慨激昂地反对经商、反对自私和反对竞争的连篇累牍的长篇言论后面，实际上还是旧的经过改良的竞争制度，比较开明的囚禁穷人的巴士底狱！”①在德萨米的“公社”中，则全部财产都是公有的，人人都是“公社”的平等的一员，人人都有义务参加劳动，同时也有同等的权利来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和一切的生活福利。这就是德萨米的“公社”同傅立叶的“法郎吉”根本区别的所在。
①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9页。
德萨米还在科学和艺术的问题上同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持相反的见解。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只会败坏社会的纯朴风气；并且使得人类堕落。德萨米虽然也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艺术曾经教导人们粉饰和崇拜种种罪恶的行为。但是，他坚决认为这种过错是在私有制度方面，而不在科学和艺术本身，所以，不能因此就贸然铲除科学和艺术，如同不能因为某些医生把病人治死就取缔整个医学一样。只要废除了私有制，“那时，将再没有竞争、争吵和战争；科学和艺术将不是不公平和堕落行为的帮凶，而是获得持久的幸福、真正而完善的文明的又一种手段。”①
①本书第202页。
德萨米生活在法国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不但孜孜不倦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