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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物的研究井没有解开人类智力提高之谜。有理由假定：智力提高的程度与荷尔蒙催生的神经细胞的数量成正比，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大脑最初受伤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深度休克的病人智力提高反而会最大。当然，要证实这个理论，还需要了解其他病人的进展情况，这需要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智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不会趋于稳定？多注射荷尔蒙会不会进一步提高智力？我要赶在医生之前知道这个答案。
我并不紧张：事实上我感觉非常松弛。我只是俯卧着，舒缓地呼吸背部麻木，他们给我实施了局部麻醉，然后往我的脊髓里打了一针荷尔蒙K。这种药不能静脉注射，因为荷尔蒙无法通过血液—大脑保护屏。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针，当然，人家告诉我，此前我打过两针：打第一针时仍然昏迷不醒，打第二针时虽然苏醒过来了，却没有认知能力。
又做噩梦。这些梦其实也不全都惊心动魄，却奇特无比、不可思议，很多情况下梦中的内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常常惊叫着醒来，躺在床上胡乱挥舞手臂。但这次，我知道噩梦会过去的。
目前，医院里有好几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我。目睹他们如何分析我的智力十分有趣。一位医生观察我的技能的各个发展阶段，学习、记忆、应用与扩展。另一位医生则从数学和逻辑推理的角度观测我，如语言交流能力和空间想像力。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当年我就发现，这些专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每人都对证据削足适履。现在我对他们比从前更不信服了，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东西。他们分门别类的观测对分析我的能力无济于事，因为——用不着否认——我样样都极其出色。
我可以学习一种全新的方程式、外语语法或者引擎的操作原理。无论学习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论学习什么，我都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然后机械地应用。我总能一眼看出那些系统如何作为整体、作为实体来运转的。当然，我也不忽视任何细节与具体的步骤，不过我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几乎凭直觉就能把握它们。
渗透计算机的安全措施实在枯燥乏味；我看得出这种事对某些人是一种诱惑，对这种人来说，只要稍稍撩拨一下他们的机灵劲儿，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不过说实在的，黑客破解在智力方面没有一点美感。一幢锁着门的房子，你一扇扇拽门，找一扇锁没安好的——有用，却谈不上什么趣味。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甩手不管了。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她的一份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又试了试登录，这次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有些病人患的则是昏迷症。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显示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动物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多注射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其实情况正相反，恰恰是医生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不了。他们断定药物虽然提高了我的智商，却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但是，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反映了这种巨变的一个影子。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的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先前我错过了，我明白这些信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是实验室的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每当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的模式。还有别的模式等待着我去发现，更大、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的行为不像别的医生。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读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叙，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读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以前我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况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定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异常。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况接着一个情况。我读第四个情况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况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能力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以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另一个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两天后，谢伊打电话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撤谎；这种事情决不会在电话上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长得太快，而且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护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