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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测有误。”
希特勒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说：“喊一声‘宾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抢再次对准自己的脑袋。他说：“反正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出来。”
手枪发出“砰”的一声。
２１～２７
21
我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安赫斯特，我从未去过。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担任这个没有实际功能的职务的。我们有一个组织，有些无聊的事务，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希望作为人文主义者活着，但不必多谈多想，就如我们在呼吸，但不必去谈它想它一样。
人文主义者要求自己体面、正直地做人，但并不考虑来世的报答或惩罚。对于我们，宇宙的创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们尽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务，这个抽象概念就是我们的社团。
我们是宗教组织成员的敌人吗？不是。我最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V，奥黑尔原来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欢那样。我认为那样损失太大。他现在已经去世。
我从来没有过这类的信仰，因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规矩的人抚育长大的，但是这些人又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对传教士说的话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①失去了某种重要而高尚的东西。
我还是不喜欢那样。我不喜欢那样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几年以前，在人文主义者协会召开的阿西莫夫博士纪念会上，我发了言。我说：“艾萨克现在已经升天了。”这是我所能讲的最滑稽的事，因为听众全是人文主义者。我使得他们捧腹大笑。会堂的情景就像特劳特小说《不开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开口子将第三颗原子弹、“乔伊的骄傲”和其他一切吞没之前的军事法庭场面一样。
等我自己死了以后——但愿此事永不发生——我希望哪个爱逗笑的人也会说：“他现在已经升天了。”
我喜欢睡觉。我在另一本书中发表了一首为老曲子填写的新挽歌，其中写道：“过了这一世，喜欢睡觉对谁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讯室和宾戈游戏。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写得很好的信。写信者本来就没让人把他生下来，但生下后一直是我们完美无比的教养机构的俘虏，先是青少年罪犯，接着又是关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马上要被释放到一个举目无亲的世界中。在相隔了远远超过十年之后，自由意志又将闯入。他该怎么办？我，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今天给他写了回信：“加入教会。”我这么写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成年流浪儿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家庭一样的环境。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不能推荐人文主义。对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公民，我不会提供这样的推荐。
患梅毒的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说，只有具有坚实信仰的人，才能得到怀疑宗教的奢侈。人文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像我一样属于生活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可以在世俗的知识和希望中得到足够的乐趣，而大多数人则不然。
法国作家伏尔泰是小说《天真汉》的作者，因此也是人文主义者中的亚伯拉罕①。他在那些受教育不多、头脑简单而又受了惊吓的雇员面前掩饰了自己对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的蔑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宗教是非常有效的稳定剂。
在二○○一年夏天我带着恐慌不安的心情对特劳特讲述了我向那个即将被开除出狱的人提供的建议。他问我后来是否有那个人的消息，这五年时间里，或者把重播也算进去，这十年时间里，此人情况如何。我没有他的消息。
他问，就算是为了好玩，我自己是否加入过教会，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过这样的体验。我说我同宗教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同将要成为我第二个妻子的吉尔·克莱门茨结婚之前。她和我都觉得到一个街角小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很有意思，也十分时髦。我们要去的是曼哈顿第五大道边上的第二十九大街上的一个迪斯尼式的圣公会礼拜堂。
“他们了解到我是个离过婚的人时，”我说，“他们搞出了五花八门的忏悔仪式让我参加，直到我灵魂干净了才能在那里结婚。”
“你说到点子上了，”特劳特说。“你要是个监狱里出来的人，想想看你要钻过多少鸡屎堆。如果那个给你写信的狗崽子真的被一家教会收纳了，那么他很容易再一次进监狱。”
“因为什么？”我说，“因为抢教堂的施舍箱？”
“不，”特劳特说，“因为为了讨好耶稣基督去开枪打死到人工流产医院上班的医生。”
22
我记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时震发生时我正在做些什么。反正肯定没在做什么大事。我绝对肯定的是没在写另一本书。我当时七十八岁，天哪！我的女儿莉莉十八岁了。
但是老基尔戈·特劳特仍然笔耕不辍。在住宿营里，大家都还以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营自己的帆布床上，刚刚又开始一篇关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哈代的伦敦工人的小说。阿尔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说名，他出生于一八九六年，生下来头长在两条腿中间，而生殖器却突显于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芦”。
阿尔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脚吃饭。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的隐私部位藏进裤子里。他那部分不像特劳特父亲“叮儿——铃”寓言中那个逃犯的那样硕大无比。但这与故事无关。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办公桌前，相隔只有一步之遥。
但他们仍然没有见面。她、达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确信，往门前垃圾篓里扔稿子的人是个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们至多只能猜测她来自某个专为落泊老人开设的男女兼收的住宿营，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圣约翰大教堂附近教区会所内的戒瘾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当然也是佐尔顿的——是在海龟湾的一所公寓房，离文学艺术院七英里，街区十分安全，离联合国总部近得很舒适。她上下班坐专门司机驾驶的经过改装的高级轿车，可以让佐尔顿的轮椅上下方便。文学艺术院非常富有。钱从来不是个问题。由于过去老派艺术爱好者的慷慨捐赠，它比联合国几个成员国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马里、斯威士兰和卢森堡。
那天下午佐尔顿坐在轿车上，正在去接莫尼卡的路上。
时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等佐尔顿的到来。而他已到了门口。正在按文学艺术院的门铃，一下子被弹回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他将年轻十岁。而且又肢体健全了！
说到门铃引出的结果，那就一言难尽了！
但当重播结束，自由意志重新闯入时，一切都回复到时震开始那一刻的状态。因此佐尔顿又是下肢瘫痪，困于轮椅，正在按门铃。他未能意识到突然之间要由他自己决定他的手指下一步该做什么。他的手指没有得到来自他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指令，一直按在门铃上。
佐尔顿的手指正按在门铃上的时候，一辆失控的消防车撞在他的身上。消防车的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该由他来操纵那机器。
正如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所说：“是自由意志造成了所有这一切的破坏。时震及震后状况甚至没有碰断蜘蛛网的一根丝，除非其他力量已经先把这根丝弄断。”
时震袭来时，莫妮卡正在做离宫的预算。这个建在罗德岛锡安角的作家度假村，其资金来自朱利亚斯·金·鲍温基金会。基金会由文学艺术院管理。朱利亚斯·金·鲍温死于莫妮卡出生之前，是个从来没结过婚的白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因写小说和作讲演发了大财。他写的讲的都是些关于美国黑人为了获得成功而竭力模仿成功的白人的事，既精彩又令人感动。
在锡安角公共海滩和离宫度假村之间有一块铸铁的历史标记牌，上面说这幢大楼是鲍温一九二二年直至一九三六年去世这段时间的居家和工作处。据说沃伦·G．哈定总统①宣称，鲍温是“美国桂冠搞笑人、黑鬼方言大师，是曾属于马克·吐温的幽默大帝皇冠的继承者”。
二○○一年我在读标记牌上文字的时候，特劳特向我指出：“沃伦·G．哈丁有一个私生女，是在白宫放扫帚的小室里，在—个速记员的产道里搞成的。”
23
特劳特被时震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血库前的排队人群中时，他仍然记得《阿尔伯特·哈代》是怎样结尾的——就是那篇关于一个头长在腿中间，家伙长在脖子上方的人的小说。但直到自由意志闯入人心，整整十年他一直无法把结尾写下来。阿尔伯特后来当了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场索姆战役中被炸成了碎片。
阿尔伯特·哈代的身份识别牌未被找到，但他身体的各部分都收拾到了一起，头放在脖子上方，像其他人一样。他那件家伙缺失了。但实话实说，也不会为了那件东西去进行彻底搜索。
阿尔伯特·哈代后来被埋葬在法国无名战士墓园的“不灭圣火”之下，“总算正常了”。
我本人被一下子弹回到纽约长岛顶端这一幢房子里。
现在重播过半，我正在这里写作。和现在一样，一九九一年我正在看我已发表作品的一列清单，心中诧异：“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当时我的感觉和现在一样，觉得自己就像赫尔曼·麦尔维尔所描述的那些现已缄口不言的捕鲸人。所有一切能说的，他们都已经说过了。
在二○○一年我告诉特劳特，我有一个红头发的童年朋友，叫戴维·克雷格，现在是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的一个建筑工。在我们参加的那场战争中，他因在诺曼底炸毁了一辆德国人的坦克而获得铜质奖章。他与一个伙伴发现那个钢制魔鬼孤零零地停在树林里，马达熄了火，外边也没有人。坦克内的收音机播放着流行音乐。
戴维和他的伙伴取来了火箭筒。他们回来时坦克还在老地方，收音机仍在里面播放着音乐。他们用火箭筒向坦克发射。德国人没能跑出炮塔。收音机哑了。就这些。就这么结束了。
戴维和他的伙伴迅速逃离。
特劳特对我说．看来我童年朋友的铜质奖章是受之无愧的。“他几乎肯定消灭了里面的敌人和收音机，”他说，“因而免除了他们战后平民生活中多年的失望和枯燥。他也使他们做到了如英国诗人A。E。豪斯曼①所说的‘在荣耀中死去，永不衰老’”。
特劳特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稳住上腭假牙，然后继续说：“如果我有耐心塑造立体的人物，我也可以写出畅销书来。《圣经》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但最受人欢迎的故事只能是一对漂亮男女兴致十足地婚外交媾，但还未尽兴时就不得不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分手。”
我想起了我姐姐艾丽三个儿子之一的斯蒂夫·亚当斯。
艾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