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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特劳特所言，开会之前大家都同意，谁也不谈成年人类对儿童做出的可怕事情。好几位代表威胁说，如果要他们坐在那儿听那些令人发指的故事，他们将抵制会议。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留下任何异议，人类应该被消灭。”特劳特说，“再去重述成年人类对儿童做出的令人作呕的事，实在是画蛇舔足。”
氮哭诉道，它无意中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集中营的纳粹卫兵和医生的帮凶。钾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班牙宗教审判的事例，钙讲述了罗马的角斗，氧讲述了黑非洲的奴隶史。
钠说，到此为止，不必再言。继续提供例证已是多此一举。会议通过一项提案，与医药研究有关的所有化学元素必须尽可能携手合作，制造出各种新的强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会导致致病微生物发生新的具有免疫力的变体菌株。
钠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任何一种人类疾病，包括粉刺和股癣，不但无药可治，而且都能致人死命。“所有人类都将死亡。”根据特劳特所写，钠是这么说的，“就如宇宙诞生之初一样，所有元素都将从罪恶中得到解脱。”
铁和镁支持钠的提案。磷提议进行投票表决。提案在掌声中得到通过。
13
佐尔顿·佩帕对他的妻子说：现在人们的脑袋不是放在盘子里端还给他们，而是用镊子钳提着交还给他们。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正在美国文学艺术院的隔壁。当这位下肢瘫痪的作曲家正在发表让人与更聪明的机器去竞争如何丧失理智等—番高谈阔论时，特劳特没听到他的夸夸其谈。他们俩人之间隔着—道厚厚的砖墙。
佩帕用反问句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必要花费这么大的心智财力，来把自己羞辱一番？我们本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特劳特坐在为无家可归者开设的住宿营的帆布床上。
这地方原来是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这位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多产的短篇小说作家，是在警察对从纽约公共图书馆到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二大街交界处这一地段进行大清扫时被抓获的。他和那一地段的其他十三名流浪汉一起，坐上黑色的校车，被送到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住宿营里。特劳特称他的同伴们为“圣牛”。
在特劳特到达前五年，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将其馆藏展品搬迁到了市中心更加安全的地区，藏品中包括那些被征服的土著人的残留物，以及事情不堪收拾之前他们如何生活的立体布景。
他在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跨过了又一个里程碑，现在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他将在二○○一年的劳动节去世，享年仍是八十四岁。但是在那之前，时震将带给他、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件意想不到的十年生命的奖励——如果称能将其称做奖励的话。
重播结束后，他在永远没有完成的自传《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是这样写到这一段时间的：“听着，如果不是时震拖着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坎坷，那么一定是其他某种同样低鄙、同样强大的势力。”
“这个男人，”我在《时震之一》中写道，“是个独生子。
十二岁那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当大学教授的父亲谋杀了他的母亲。”
我提到过，特劳特是个流浪汉。自一九七五年秋季以来，一直把写好的小说稿扔掉，而不送交发表。我也说过那是在他得到独生子里昂去世的消息之后。里昂从美国海军当逃兵后，在瑞典获准政治避难，并在一家船厂当电焊工。
一次偶发事故中他的头被削掉。
我也讲到特劳特五十九岁开始流浪，一直没有家，直到临近死亡，他才住进罗德岛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海明威套房，才算安顿下来。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屠杀的见证。特劳特登记住入这个原来的博物馆时，小说《B…36姐妹》在他的衣袋里可以说热得烫手。他是在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里写完这篇小说的，还没来得及处理掉，警察就已将他拘捕。
于是他披上那件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海军外衣，告诉住宿营的职员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①，没有活着的亲戚。然后他走到室外，把手稿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链子锁在消肪龙头上无盖的铁丝垃圾篓里。天气十分寒冷，简直要把外面那只铜猴的睾丸给冻得掉下来。
他离开十分钟后回到住宿营时，那个职员对他说：“你到哪儿去了，文森特？我们都在找你。”他告诉特劳特他的帆布床在哪里。他的床紧挨着隔开住宿营和文学艺术院的那堵墙。
在属于文学艺术院的那一侧墙上，在莫妮卡·佩帕青龙木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乔治娅·奥基夫②的画：沙漠上一具白色的牛头骨。而在特劳特那一侧墙上，在他帆布床上方是一条标语，让他把家伙插进任何东西之前，先要套上避孕套。
时震袭来，再后“重演”，最终结束。自由意志再度闯入人心时，特劳特和莫妮卡终于互相认识。顺便说一下，她的写字台从前属于作家亨利·詹姆斯。她的椅子曾是作曲家、指挥家里昂纳德·伯恩斯坦①的。
时震袭来前五十一天，特劳特意识到他的帆布床与她的写字台多么接近时，他讲了下述这些话：“要是我有个火箭筒，就把隔开我们两人的墙轰出一个洞来。如果我没有把其中一个，或者我们俩人全都打死，那么我就会问你，‘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姑娘在这种地方干些什么？’”
１４～２０
14
在住宿营特劳特旁边床位的一个叫化子祝他圣诞快乐。特劳特回答道：“叮儿——铃！叮儿——铃！”
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圣诞老人驾着雪橇从屋顶上走过的铃铛声。他的回答与节庆气氛相符，纯粹是巧合。任何人说些没内容的话向他打招呼，如“近来好吗？”或者“天气不错”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管什么季节，他都可能回答“叮儿—铃！”。
根据手势体态不同、音调和社交场合不同，他的意思确实可能是“也祝你圣诞快乐”。但这话就如夏威夷人说的“阿罗哈”一样，也可以用于取代“你好”或“再见”。这位老科幻作家还可以使它的意思变成“请”或“谢谢”，或者“是”
或“不是”。或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或者“给你脑子里塞满炸药，也不够把你帽子炸飞”。
二○○一年夏天我在离宫问他，“叮儿——铃”是如何成了他交谈中不断出现的一种appoggiatura①，一种装饰音的，他给了我一个解释，后来我发现他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他说：“那是在战争期间，每当我发出炮击的信号，炮火正好击中目标时，我就发出欢呼，‘叮儿—铃！叮儿——铃！’”
那是海滨野餐会之前的那个下午。一小时之后，他勾着手指向沂疽猓梦业剿姆考淙ァＮ医莺螅凸厣狭朔棵拧！澳阏娴南胫馈６濉囊馑？”他问我说。
当时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个解释，但是特劳特有更多的话要告诉我。我刚才那个无辜的问题，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顿的可怕的童年。不说出来，他心里无法平静。
“我十二岁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说，“我父亲谋杀了我的母亲。”
“她的尸体藏在地窖里，”特劳特说，“但当时我只知道她失踪了。父亲对天发誓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也许她到亲戚家去了——许多杀妻犯都是这么说的。
那天上午我上学去后，他把她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们两个人吃的饭。父亲说，如果明天上午还没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报告她失踪的事。
他说，‘她近来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紧张。你注意到了吗？’”
“他神经不正常，”特劳特说，“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进我的卧室，把我唤醒。他说他有要紧的事要对我说。
其实什么要紧事也没有，他讲的是一个下流的笑话，但这个可怜的病人却认为，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种可怕打击的一个写照。故事讲的是一个逃犯，他来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家里，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顶像教堂，也就是说从墙到屋顶最高处成拱形结构，下面横架着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间的空间。”特劳特停顿了一下，沉浸在故事里面。他父亲当时肯定也是这样。
他在以自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命名的套间里继续说：“她是个寡妇。他把衣服脱光了，她去找她丈夫的衣服给他更换。但他还没来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已在拼命地敲打着前门。于是，逃犯爬上去躲在木椽子上面。当那个女人开门让警察进来时，他巨大的睾丸从椽子空隙处悬垂下来，暴露无遗。”
特劳特又停顿了一下。
“警察问女人那个男人在什么地方。女人说她不明白他们说的是谁。”特劳特说，“一个警察看到睾丸在木椽上悬着，便问那是什么。她说那是中国寺庙里挂的铃铛。他信了她的话。他说他一直想听中国寺庙的铃声。
“他用警棍抽了一下，但没有声音。于是他打得更重，又一下，然后又非常使劲地再抽一下。你知道那个躲在木椽子上面的家伙怎么尖叫的吗？”特劳特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叫了起来，‘叮儿——铃。你这个狗杂种！’”
15
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将其大屠杀纪念品转移时，文学艺术院也应将它的人员和藏品挪到一个更安全的区域。
但它现在仍在城市边缘，在远离中心通向地狱的地方，方圆几里地除了活着也没多大意思的人外，一无所有。而文学艺术院的成员日益减少。且士气低落，懒得做出搬迁的决定。
实话实说，惟一对文学艺术院何去何从表示关心的，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办公室行政人员、清洁维修工和武装警卫。这些人对老式艺术大多无甚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工作，工作有没有意义对他们无关紧要。这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人们都会欣喜无比。
特劳特把当时他设法找到的工作描写为：“从布谷鸟报时的钟壳里清除鸟粪”。
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当然需要这份工作。那个同我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的莫妮卡·佩帕在一次燕式跳水中使她的丈夫丧失了战斗力。她是她本人和她丈夫佐尔顿两人生活的惟一支柱。于是，她把文学艺术院的建筑进行了加固，用半英寸厚的钢板换下了原来木制的大门，装上了同样可以关闭、上锁的“猫眼”——或者叫窥孔。
她尽其所能，使这个地方看上去像个遭受过洗劫的废弃场所，就像朝南两英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废墟那样。窗户也像前门一样，用钢板防护，然后在钢窗板上覆上粗糙的胶合板，涂上黑漆，再在上面喷上一些字画，进行伪装。整幢大楼表面都是如此。窗板上花花绿绿的艺术作品是文学艺术院职工自己绘制的。莫妮卡·佩帕本人用橘黄色和紫色喷漆在钢板大门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写上“操他娘的艺术！”
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