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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但波尔边听边不停地点头表示理解和赞同，他时不时想插几句，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刚才当瑟潘泰恩作精彩的演讲时，我们有时什么也听不到的原因。你能沉浸到他的演说中。而他的话在我们的大脑中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恐怕差别确实很大。我们都感觉到了，”伯利说。
“好像有好几次我们都是聋子一样。”斯特孩女士说。
阿莫顿神父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不清你的名字到底是‘厄斯莱德’还是‘亚当’，这也是我们分不清你们说的是‘阿顿’，‘格林特斯’还是‘弗莱斯特’的原因。”
“我希望现在你的精神压力能减轻一些。”厄斯莱德说。
“噢，确实减轻了不少，”巴恩斯但波尔说，“考虑到各种因素，用这种方法进行交流确实很方便。要是这样，在我们人类之间相互理解、交流之前，就不必经受持续好几周的语言学的煎熬，因为语言学当中包括语法。逻辑、词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是我们语言的主要原则。”
“真是绝妙的论断，”伯利很友好地转向巴恩斯但波尔，说道，“真是绝妙的论断。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真是太不寻常了！我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些不同之处。我不能不承认，我的思绪很乱，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说英语。”
现在，对巴恩斯但波尔来说。除了对现实的绝对真实性有所怀疑之外，这次经历是如此完美，他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他坐在这座漂亮的小楼里，遥望着这个梦幻般世界里的鲜花和阳光照射下碧波荡漾的湖水。身装英国人度周末时的子惯服装同赤裸的奥林山神坐在一起已不再使他感到恐惧。他洗耳恭听，偶尔也介人这漫长的闲聊之中。这种闲聊是对两个星球之同有关道德伦理和社会发展前景中最有趣、最基本差异的探讨。这一切都证明了现实的真实性。他想到，回家以后，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刊登在《自由主义者》上，并在适当的时机把经历告诉太太，给她讲讲这个还未被发现的星球以及那里的人举止和着装。他丝毫没有去考虑这两个星球之间遥远的距离，好像斯德汉姆老家就在他身边一样。
这时，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用上面刻着杜鹃花的茶具沏好了茶，并把茶递给大家。茶！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中国茶，非常清香，茶杯也是不带柄的，完全是中国风格，茶是真的，而且非常新鲜。
地球人开始对乌托邦的国家政体制度感兴趣，有两个像伯利先生和凯思基尔先生这样的政客在场，这再自然不过了。
“你们的政府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伯利问，“是君主立宪制还是独裁统治，还是完全的民主？你们的行政和司法脱离吗？在你们的星球上，是有一个政府还是有几个行政中心？”
尽管费了很大劲，但是伯利先生和他的同伴还是搞清楚了，在乌托邦根本就没有任何中央政府。
“但是，”伯利先生说，“总应该有一个人或者什么东西，如国务院、部、局或者类似的机构，似便为某项公共福利事业做出最后的决定吧，你们总该有一个绝对权威机构来掌管国家的大事，对我们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乌托邦人宣称，在他们的星球上没有这样绝对权力集中的机构。过去曾经有过，但是到政体解散以后这些机构就不复存在了。对任何一件具体事务的处理意见最后都是由最了解这一事务的人来制定。
“但是，假设有些需要众多人的观察才能做出决定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一个有关公共健康的法规，由谁来执什呢？”
“没有必要去执行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有人拒绝遵守你们的规章制度呢？”
“那么我们会询问他或她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会有特殊原因在里面。”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呢？”
“我们就会检查一下他的大脑，看看他的道德思想是否健健康。”
“心理医生取代了警察。”伯利说。
“我看还是有警察好。”鲁珀特·凯思基尔插了一句。
“你确实喜欢警察。”伯利先生好像在暗示他别忘了上次警察还找过他的麻烦。
“你的意思是说，”伯利带着很投入的表情继续同乌托邦人谈论这个话题。“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鲜为人知的个人或者机构来操纵吗？而这些人或者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协调关系？”
“‘我们整个星球的事情，”厄斯菜德说，“都是为了保证人们的全面自由。我们有许多情报机构，负责用普通心理学去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这些机构是不是你们的统治阶层呢？”伯利先生问。
“他们丝毫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加在别人头上，从这一点看，他们不能算是统治阶层，”厄斯莱德说，“他们所处理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事务，仅仅如此而已。他们的地位并不比其他人高，没有任何优先权，这同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不一样，哲学家和科学家有许多优先权。”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伯利说，“但是我想像不出这样的国家是怎样运作，是怎样形成的。你们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是否还生活在除了空气、公路、海洋、荒野，其余都属于私有财产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凯思基尔说，“为了私有财产我们还要进行斗争和竞争。”
“我们早已过了这一时期。我们最终发现，私有财产是人类不能容忍的荒谬东西。我们已摆脱了它。一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已完全控制他所需要的物资材料，我们都有自己的工具、设备和房屋，但是我们没有用于贸易和投机买卖的财产。所有的战争物资，包括演习用的战争物资都被取消了，但是，我们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并不是在几年内就可以做到的。对私有财产极大的占有欲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自然，也是必要的阶段。它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但是，通过这个可怕的灾难性结果，人们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
伯利先生摆出了他一贯采用的姿势。他跷着二郎腿，身子深深地陷在椅子里，双手紧紧地叉在一起。
“我必须承认，”他说，“我对这种特殊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十分感兴趣，好像它在你们这里很盛行。除非我完全误解了你的意思，你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仆人。按照你的意思——如果我理解错了的话，你可以纠正我——你们有许多人负责准备、生产和分配食物；我猜想，你们有专人来探究信息，了解人们需求什么，然后他们就能满足这种需求。至于如何制作这些食物，他们自己有权决定。他们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们进行研究、实验。没有人强迫他们，限制他们，阻止他们。（“人们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厄斯莱德微微笑了笑，插了一句。）还有一些人，他们负责为所有的人研究生产和制造金属，他们就是这方面的权威。另外还有一些人，负责你们这个星球的安居事业，计划和安排这些漂亮的寓所，并要明确谁将住进去，该如何使用这些寓所。也有一部分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还有用知觉和想像力做实验的艺术家。还有的人在从事教育工作。”
“这些工作都很重要，”莉切妮丝说。
“他们都在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国中工作——并按一定的比例分配人员。既没有司法中心，也没有执法中心。我承认这一切都似乎令人敬佩——但又是不可能的。这种事在我们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人提过。”
“有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在很早以前曾经提出过其中一部分做法。”巴恩斯但波尔说。
“啊！”伯利说，“我对这个社会主义团体几乎一无所知。告诉我，他们是谁？”
巴恩斯但波尔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是非常熟悉的，”他说，“拉斯基称之为多元主义社会，以区别中央集权制的一元制社会。甚至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北京的一位姓常的教授曾写过一本小册子，把它寄到了《自由主义者》编辑部。他指出，中国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去经历一个民主政治阶段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他要求中国直接进入一个职能阶层，政府官员、工人、农民等等都并行独立的社会，非常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样。当然，这样做会导致一场教育革命。很明显，你在这里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萌芽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啊！”伯利说，“是这样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机智、灵敏。
3
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随便的，但是双方观点的互相交换却很快捷，很有效果。很快乌托邦自混乱年代以来的历史概况就在巴思斯但波尔的脑海里形成了。
对乌托邦混乱年代的情况了解得越多，他越觉得它像地球上的现代社会。在混乱年代中，乌托邦人就像现代地球人一样，穿着厚厚的衣服，居住在城镇里，做任何事情都是听天由命，而没有仔细缜密的安排和计划。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常性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以后，气候条件和政治条件才得以改善，社会才得以发展，以至于如今超过地球多少个世纪。乌托邦人第一次有能力去探索他们居住的星球。他们用斧头、铁锹和犁开垦出大片的处女地。他们的财富增加了，娱乐和自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生活，他们有权力去选择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有充分的自由。科学研究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紧跟着是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结果整个星球人的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在此之前，乌托邦就有过许多科学智慧上的突破，但是那些突破不是发生在非常好的社会环境中，有的没有结果就流产了。而现在，在短短的凡个世纪里，这些曾经像迟钝的蚂蚁、寄生虫和迅猛的野兽一样在地上爬行奔跑的乌托邦人却发现自己能快奔如飞，还几乎能同这个星球上任何一点互相直接交谈。他们也发现自己还拥有远远超过以前的机械能力，但绝不是简单的机械能力。随着物理，化学发展变化而来的是心理科学，乌托邦人有超常的能力来控制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社会生活。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应运而生。当它们来的时候，它们来得又是那么快，那么个人不可思议，结果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同具体的成就以及知识的延伸是不同的。有些人把这些新生事物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他们并没有积极地调整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