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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头角回县城深圳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在听取方苞汇报后，习仲勋就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外贸基地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讲求实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7000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通过对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非法外逃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谈偷渡：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是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最为严重的时期。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习仲勋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作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并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习仲勋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 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
建特区：要解放思想，当孙悟空
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向中央建议，给予广东更多优惠政策，让广东能够优先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起到龙头作用。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王全国回忆说：“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79年9月21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他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
9月22日，谷牧在广东对习仲勋等广东领导谈话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省委即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作者：韩纲 字数：6713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显示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冒风险。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