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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应熊留京入侍后一年，由于对南明桂王作战的需要，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也携眷前往两广驻防，行前还更改了他们的封号——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孔、耿、尚从三顺王变成了三南王，从封号的改变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平定南明的期许之深。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留在京师入侍，几年后耿仲明之孙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也被送到京城入侍。只有孔有德之子孔廷训是个例外，从未在京师入侍，顺治六年时他只有七八岁，便跟随父母去了广西；而当顺治九年李定国攻破桂林、孔有德全家遇难时，孔廷训就成了李定国的俘虏，并在顺治十五年被杀。
吴应熊、尚之信、耿精忠同顺治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顺治最喜欢打猎，这三个侍从经常陪同少年天子飞马骑射，这样一种近距离的缺少拘束的接触最容易了解到被包裹着的极力掩饰的个性。从直觉中，顺治感到出自辽东望族的吴应熊可以本能地遵守君臣之礼，即使是在荒郊野外也无异于金銮宝殿；而从挑选妹夫的角度，顺治更看重吴应熊的彬彬有礼的儒雅之气……
顺治十年（1653）八月十九日，顺治为13岁的妹妹十四公主与吴应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同吴三桂结为姻亲，表明清朝统治者已经把满汉吴应熊额驸府内院旧址联姻作为调节满汉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两年后（1655），顺治又把长兄——肃亲王豪格的女儿赐号“和硕格格”，嫁给靖南王耿继茂的长子耿精忠；不久又封伯父阿巴泰的曾孙女为“格格”，将其嫁给耿继茂的次子耿昭忠。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的联姻目标又锁定平南王尚可喜家族，该年六月十二日，册封承泽亲王硕塞（顺治五哥）的女儿为和硕公主，将其嫁给尚可喜之子尚之隆。接连同吴、耿、尚联姻，足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结盟重心的改变。
联姻结硕果 顺治重用汉人官员、与汉人联姻的政策，很快就在政治上结出了硕果。到顺治十五年（1658）南明桂王政权已经被压挤到云贵两省的境内。清军兵分三路向贵州进发：平西王吴三桂率军队从四川东进，定南王藩下旧将缐国安从广西北上，罗托率领的军队从湖南南下。三路清军同时逼近贵州，使得南明桂王政权首尾难顾，前面的铁索、关岭等天险不足为凭，后面的巴蜀、广西的门户全被打通；而五省经略洪承畴则负责为三路清军转运粮饷，解决入黔清军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顺治还派信郡王多尼（豫亲王多铎之子）率领清军南下，声援逼近贵州的三路清军。
该年十月已经在贵阳会师的四路清军，又马不停蹄奔向南明桂王政权的腹心之地云南，并于十一月进入昆明，桂王遂逃至腾越。翌年二月二十一日，清军与南明桂王军队之间的最后一战在磨盘山激烈地展开。李定国在通往腾越必经之路的磨盘山埋伏精兵六千，拟在清军全部进入埋伏之后发起攻击。对桂王穷追不舍的吴三桂从昆明追到磨盘山，而且进入了埋伏圈，就在这时南明大理寺卿卢桂生到吴三桂军前求降，把李定国在此设伏的机密告诉了吴氏，吴三桂立即组织军队后撤，并令清军向伏兵开炮。这是吴三桂同南明之间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南明损失四千左右，清军则在留下近万名的尸体后才追至腾越，然而桂王已经逃向中缅边界。
为了减轻桂王政权的压力，郑成功在这一年的六月乘风汛出动战舰三千，大规模北伐，拟北上崇明，进入吴淞口，逆长江而上，切断漕运，直捣南京，以迫使入黔清军回援南京。但郑成功的“围魏救赵”计划，却因舰队行至羊山海面时遭遇连续三昼夜的飓风暴雨而破产。郑氏的战舰一千多艘被毁，他的三个儿子也溺水而亡，只得返回厦门。到第二年（1659）五月当郑成功联合张煌言再次大举北伐时，桂王朱由榔已经在两个多月前经铜壁关出逃到缅甸。此后，虽然南明将领李定国、白文选三次派军队去缅甸接桂王朱由榔，均因缅甸国王的阻挠而功亏一篑，桂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郑成功在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率领主力从金门、厦门出发，渡过台湾海峡，从荷兰殖民者的手中收复台湾。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在经过18年的喋血苦战后进入了尾声。依然在茅麓山坚持抵抗的李来亨与还在中缅边境谋划营救桂王的李定国虽然不改初衷、宁死不降，但他们的种种努力都无法改变海内一统趋势的出现。
云南境内的李定国虽说是强弩之末，但毕竟与境外的桂王声气相通，正是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得吴三桂很快就得到驻守云南的任命。吴三桂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进军缅甸生擒桂王而请命，并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在距缅甸首都阿瓦六十里的地方得到被缅甸国王献出的桂王朱由榔及其家人。这一令清朝统治者颇为振奋的捷报在翌年二月二十六日飞抵御前。尽管对吴氏父子格外器重的顺治由于英年早逝未能见到这一幕，但他的继承人康熙却在改元之初就目睹了海内一统的实现。
需要一提的是，19年前（顺治元年）南明福王政权所派遣的代表到北京同多尔衮谈判时，迫切需要同吴三桂取得联系，“不敢出见”的吴三桂对南明作出“终身不忍一矢相加”的许诺。实际上“不忍一矢相加”不仅已成虚话，吴氏还把弓弦对准桂王及其12岁的儿子，并以秘密处死桂王父子而得到清王朝所晋封的亲王爵位。
身陷家国冲突：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恪纯长公主祝寿昆明（1）
康熙十年（1671）是十四公主的公公吴三桂的六十大寿。对平西王来说，十年前五十大寿上天所赐予的寿礼是入缅生擒桂王、被晋封为亲王以及昔日的南明桂王宫阙成为平西亲王的王府，而此次为六十大寿锦上添花的寿礼莫过于朝廷恩准公主、额驸以及他们的儿子吴世霖不远数千里来云南祝寿。从家庭的角度，是儿媳来给公公拜寿；而从君臣的角度，接待公主实际就同接驾差不多。公主的云南之行，已经把吴三桂推上人生的巅峰。
公主南下 岁月如梭，十四公主与吴应熊缔结连理已经18年。在这18年中，国家结束了战乱，额驸的父亲也已经位极人臣，称得上是国兴家和。但身在其中的十四公主所感受到的却是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猜忌日深……她深知：自己南下拜寿就包含了消除猜忌的使命，而要消除猜忌，又谈何容易！
早在几年前，十四公主就已经听到她的侄子——康熙皇帝在宫中的柱子上书写了要集中精力解决的“漕运、河务、三藩”三件大事……而三藩，指的就是当时还健在的三个汉人王爷——驻防云贵的吴三桂、驻防广东的尚可喜、驻防福建的耿继茂。
在“漕运、河务、三藩”这三个问题上，以三藩分镇最为棘手。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十四公主当然清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对驻防地区所握有的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的权力，是清王朝在同南明桂王政权所进行的军事较量中赋予的，也是用汉人打汉人的副产品。而在清军底定云贵后，鉴于逃到缅甸的桂王依旧是抗清势力的一面旗帜、李定国同保有一定实力的当地土司彼此呼应，顺治不仅未收回赋予的军、政、财等大权，反而下达了由吴三桂驻守云南的命令。到康熙元年十二月，又把“与云南无二”“苗蛮杂居”的贵州也交给了吴三桂，并重申云贵两省的“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著平西王管理”。为绥靖上述刚刚收复的地区，行此权宜之计。
十四公主非常了解兄长顺治与侄子康熙的用心，他们赐予吴三桂的只是便宜行事的治理权力。既然是治理权力，可以授予，也可以收回。尽管吴三桂坐镇云南已经十二三年，对云贵两省的管辖也将近十年，但云贵两省毕竟是朝廷的辖地，不是平西王的封地。然而长时间的驻防，已经使吴三桂产生一种错觉——云贵两省就是他的藩邸。这种错觉还能维系多久？一旦这种幻觉被打破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不谈朝政 公主以金枝玉叶之尊风餐露宿，到数千里之外的昆明给公公拜寿，已经把国事与家事连到了一起。
婚后，十四公主一直恪守夫妻之间不议论朝政的准则。她已经从姑母、姐姐们的联姻中，感受到政治因素对联姻所形成的冲击。为了避免这种冲击，她同额驸绝口不谈朝政，而善解人意的额驸也乐得妻唱夫随。她和他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解决不了朝政，虽然一个是皇帝的姑姑，一个是平西王的儿子；皇帝与平西王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一致，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他们也无从梳理得清楚，一旦把朝政掺和进来，家也就不像家了。
十四公主虽然不同额驸谈论朝政，她却一直都非常关心朝廷对平西王的态度以及平西王在数千里之外的动向，这是她的家庭能否稳定的关键。伴随着海内一统的实现、伴随着南明将领李定国的忧愤而亡以及清军对支持南明土司的平定，曾被依为干城的平西王已经开始失去大显身手的舞台，在朝廷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
顺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就对吴三桂所享有的用人之权提出异议，明确提出：用人乃“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这位御史还参照当年五省经略洪承畴所享有的用人权进行分析，指出经略用人“从未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现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并非就事论事的杨素蕴进而提出“防微杜渐”的问题：“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得之矣。”尽管杨素蕴之疏一语破的，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还要依赖吴三桂绥靖云贵，受到降处的反而是有先见之明的御史。
可到了康熙二年（1663）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名内大臣甚至公开质问额驸吴应熊：以前边疆多事，朝廷才赐给你父亲“大将军印”，便于集中号令；如今天下太平了，你父亲为何还不把“大将军印”归还朝廷？内大臣是直接为皇室办事的官员，同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此人如此直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朝廷的意向。颇为识相的额驸立即修书昆明，劝父亲主动上交顺治帝所赐予的“大将军印”。平西王对此有何感受，十四公主不得而知，但额驸在言行上愈发小心翼翼。
交出“大将军印”仅仅是开始，平西王的用人权也愈来愈受到了制约，凡是吴三桂所题补的官员，多被朝廷否决，疑虑重重的平西王便以“精力日减”辞去总管云贵两省军政大务来试探朝廷对自己的态度。吴三桂的呈请在康熙六年（1667）五月送抵御前，少年天子康熙立即批准，并令吏部对两省事务的管理进行议奏。康熙如此处置，不仅出乎吴三桂的意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