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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和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搞好关系。要让人们都知道你张春桥是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斗争的，不要搞那个小圈子。多向总理学习，学习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学习他善于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有了权力以后最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权力。这里有艺术和讲究的。”这点，恰恰是这个理论家所忽视的。
其次，张春桥善于通过别人的嘴和别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本是一个道行颇深的政治家走向成功的基本要诀，但是张春桥玩弄这一套确是老道精熟了。在政治的角逐中，他充分地发挥了姚文元这些人的作用，而他则在背后摇羽毛扇子并收到了极大的效益。他注意实际的收获而不是像某些轻浮的三流政治家那样在名利上斤斤计较。这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的忠心和理论修养深信不疑。
“春桥同志，你今后要在驾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和他谈话的时候，语重深长地说，“我说的这个全局，就是驾驭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现在是要学会经济管理。为什么我要让你们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再干他几年呢？一是这个地方重要，学会了管理上海，就能够管理全国。我把上海作为你们的试验地，就是让你们将来能够管理整个国家。”
这话，张春桥始终没有往下传达，只给少数的几个人讲了讲。后来，还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主席就是要让春桥同志多在经济工作上下点功夫，是把上海作为主席的试验田的。有人一定要在上海的问题上作文章，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第三，张春桥在政治上有一种执着的追求，认定了一个方向或路子后紧迫不舍。就是到碰得头破血流时，他也有一种杀身成仁的勇气和胆略。这在他进入囚牢后表现得更加突出了。刚刚被捕时，他还不失那种领袖的气质，希望借助外面的力量来使自己重获当年的威风。但是随着政局的发展，特别是当邓小平宣布复出的时候，他的脸完全变了，像白纸一张。他每天都把衣服整理一个来回，摆出一副随时要就义的架子来应付日益频繁的审讯。
“你知道吗？小平同志站出来了。而且，站出来就恢复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看管他的警卫干部检查他房间时对他说。“你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铁青着脸回答：“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不但邓小平要站出来，而且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的一切反动派都要站出来。这是必然的，肯定的。华国锋不这样做，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纲领就没法往下贯彻，这是两条水火不同的路线必然要产生的结果。”末了，他还特意加了这么几句：“这样做，对邓小平来说怎样都不算过分。但是对华国锋来说，他每往下走一步都是自打嘴巴，都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
那个警卫干部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他几下，出去了。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他们只负责监管这些人而不能和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和谈话。
是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一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一致通过了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根据这些决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一切，虽然是在张春桥的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认为他们干得太快了，太露骨了，全然不怕他们的这些措施激起民变。
这就是毛泽东常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叫我说十年也不成”的原因。
张春桥虽说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后直上青云，成为地地道道的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但是他毕竟是秀才出身，从来没有脱离过笔杆子，他和饱经风霜、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毕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九三七年底。二十岁的张春桥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许多多在上海只是听闻而如今活生生地感受到的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后来大多都成为新中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张春桥的笔杆子和他在上海写的文章，成为他早就是革命者的有力证明。后来康生在和一些反对张春桥的人谈起他时曾说：“张春桥在上海和来到延安写的文章我都看到了，都是贯彻着批判和战斗的这根主线的。他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你们看过他的文章吗？没有看过就不好发表议论。上海有一批极端派策划炮打春桥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好，可以证明敌人的狡猾，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康生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张春桥的情景，那是在延安的一次会议后，当时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他在中央党校和好几个单位给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一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给他当面交了一封信，称他“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生同志，不管现在苏联回来的要员们承认不承认，都得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和指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我们只有在这面旗帜下才可以赢得抗战的胜利。我希望你能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充分发挥你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而作出贡献……”康生坐在椅子里，问了他许多关于上海的情况，他对答如流，完全符合康生的心意。于是，康生记住了张春桥。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康生最重视入党时间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张春桥回答：“我在上海曾经入过党，但是那个组织被取消了，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组织的。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打着共产党旗号在活动的，一些热血青年往往搞不清楚。所以，我最近在延安重新加入了党组织。”
“我在上海工作了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很了解。你说的这些情况大体符合实际。好好干吧，你是有前途的，你的观点我完全赞成。你还是发挥你的笔杆子的作用，为伟大的抗战服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服务。”
这样，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联系。
几次的接触。张春桥的文章和他所写的消息引起了康生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注意，把他推荐到毛泽东那里。但是，毛泽东没有像康生那样和张春桥彻夜长谈，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还没有精力顾暇这位未来理论家的存在。尽管如此，张春桥还是崭露头角了。两年后，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起初对这个精干的秀才很重视，愿意看他写上来的报告。有几篇报告是他让张春亲手动笔来写，但后来发现是张春桥指示别人写的，彭真很有意见了，批评他：“有些涉及保密的文件和报告还是应该由你来写，不要轻易地交给别人动笔，否则出了问题你可是负不起责任的。”
张春桥点点头，表示承认错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决不轻易地写检查。有人对他说：“像彭真同志批评的事情一般人都是要写检查的，你不写检查将来怎么说服别人？”张春桥回答道：“屁大的小事何必要大张旗鼓！他彭真的话又不是圣旨、皇帝，难道他说什么我们都要当作令箭吗？我可以告诉你，除了毛主席的话可以于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外，对任何奇特的人都可以打问号。经过一整风，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分析和思考。”那个人见他态度严厉，便不再说什么了。
在报社时，他和担任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绝对不向任何人流露出来，表面上他和邓拓的关系还处理得不错。直到彭真亲自过问一些事情时，他才狠狠地把邓拓告了一状。
一九四三年初，张春桥通过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刘少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赴延安途中在北方局党校所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认为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格格不入。刘少奇在报告里声称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抗日建国的领导者”，“国民党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帜”，“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党有它这样大的权力，它掌握有广大的政权，拥有几百万武装，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通俗的、合法的组织形式，最好的现成的形式。”张春桥认为，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最容易在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中造成这个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我党的主动性。他引用了刘少奇在报告中的几段原话：“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奇特的旗帜顺利得多”，“如果说是实行三民主义，人家都不怕，说是实现中共的最低纲领，人家都要有些害怕。其实这两者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现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在我们队伍里，也有少数同志有了几个枪杆子．就以为不得了了，可以取得天下了，张牙舞爪地把国民党都不放在眼里，这迟早要出事的。”张春桥一一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这些观点，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说法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在华北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有着从根本上纠正的必要，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上来。”
抗战胜利后，张春桥随同《晋察冀日报》来到张家口，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审稿、写社论。虽然后来战争的炮火越打越烈，但是张春桥毕竟没有到前线去，没有指挥过一次大的战争。根据需要，这位年轻的笔秆子从这里来到石家庄，担任了《石门日报》的社长。这里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时刻，他到了中共最老资格的革命家柯庆施的手下。
张春桥早就听说过柯庆施的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柯庆施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到苏联学习，亲眼见到了列宁，并且和列宁谈了话。所以，他对这位刚刚上任的石家庄市市长的老布尔什维克充满了神情和尊重。
《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后，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通过几次长谈，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特别是他们对中共最高层看法的一致，使连接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更紧了。
“毛泽东将是建国后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