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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要按照法律来办事，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和看法，在这里可以坦开地来讲一讲。”
张春桥打量了彭真几眼。突然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的通知里的话在他的耳旁响起：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习讨论的汇报提纲》。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张春桥记得很清楚：当初通过这个通知的时候，包括彭真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举手赞成的。可是事后他们又都要变卦。这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需要整别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赞成，甚至还要站出来痛骂别人一通。但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这些人就又都不愿意了。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翻案。不惜推翻他们当年所举手赞成的东西。这样的所谓老革命，究竟怎样能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真正的威信呢？这还不是令人十分可笑的事情吗？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张春桥能说什么呢？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很清楚，究竟哪些是毛泽东讲的话，哪些是中共中央过去所通过的东西，他一概心中有数。现在他们把一切罪名都扣到了自己身上，完全是明知不是而故意为之。
张春桥冷笑道：“我要说什么，其实你完全清楚。还需要我再开口吗？我看还是省下时间吧！我可不是某些政客，会在群众面前演戏。提起当年的事情，我看最不光彩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
彭真说：“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从这次审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人民群众对你们倒行逆施已经是恨之入骨了。这次审判就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坏事，我们的政府始终体现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你能够改恶从善，回到人民的道路上来。张春桥，你可要三思呀！”
张春桥站在那里，思绪在急剧地转化着。他本想狠狠地把他们骂上一顿，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何况彭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后来他和这个人几乎再没有见面。想到这里，他把自己的心里话暂时压了下来。
这时，彭真再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张春桥的眼睛盯着他，毫无惧色地摇摇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是的，他知道，尽管这个人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理，使他必然地要和一切自己的对立面们站到了一起，而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派别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提出任何的条件，都只能是与虎谋皮，而不会有任何的满意的答覆。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解决彭真等人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曾经用很严厉的语言批判过彭真，他说：“彭真这个人是最不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九六五年初中央制定了社教的《二十三条》，他就到处做关于四清的报告，借贯彻《二十三条》之名，大搞翻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保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那年的一月底，在彭真的指挥下，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依靠北大陆平和彭佩云，对北大的社教进行污蔑，为有问题的人翻案。这两人的发言传到北大后，左派纷纷起来批判，彭真于当年的二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北大社教工作队五人小组‘立即停止辩论’，‘消两肚子气’，‘要求工作队和党委都坐下来，各自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就混淆了是非。这个问题对彭真同志来说，完全是对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人自以为聪明，多年来一直是在反对我的。同志们在批判他的时候，也要联系实际，对他的这些问题和罪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事实上，那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都是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等人并没有多大的权力。
而现在，他们都不讲详细的过程和问题的来龙去脉了，对他们的历史问题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对我们这些人则是把一切罪名都统统扣在身上。这能说成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怎会有公正的结论呢？
彭真当然不知道此刻张春桥的内心活动，第三次问他道：“张春桥，你现在虽然成为罪犯，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你实行教育改造的方针。你也知道，我们党在建国后，把末代皇帝都教育过来了，对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希望你放弃你过去的立场，对政府采取配合的方针。”
张春桥感到彭真这个人太婆婆妈妈了。明明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他还要继续做无谓的努力，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时，张春桥倒想起几起类似的一些事情来：
一九七六年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对中央机关和部队五七干校的高级干部们作过一个也是劝降的报告。当时，他记得要求中央办公厅，特意把他的报告给彭真发去一份，再次对他提出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
当时，他说：“我们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存在着一个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过关的故事，什么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过昭关，战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明末农民起义军闯过居庸关，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同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许多同志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又要过一关了。究竟怎么过？会不会像邓小平那样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就要看每个人的表现了。”
这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从个人迷信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已经发展到并不盲从的地步，于是，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时，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究竟要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有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不愧为战场上英雄的人为什么也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那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找出路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民主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革命与他们的瓜葛不多，他们举双手赞成，并且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同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对于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公开提出：“这种说法太左、太左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没有在充分的经济条件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四化！没有这些，什么都是空的！”
彭真也公开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搞了多年的革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倒陌生起来了。孙悟空有真假之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真假之别。到底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这个人确实糊涂了。”
其他的许多老革命家，也都陆续地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针对着这些认识，张春桥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理论，邓小平和彭真这些人一开始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后来随着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他们的见解就更加成熟了。彭真对邓小平和陈云等人说：“什么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是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从解放十七年来的事实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本来就是巩固的，能够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组织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我国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加强。我国各族人民是平等的，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怎么能动不动就提到什么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呢？怎么能动不动就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说成是什么走资派呢？这个走资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看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没有说清楚。张春桥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没有任何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只会给一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提供理论根据，给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从现在必须要给予驳斥和反对。”
这种看法自然和邓小平是不谋而合的。邓小平马上说：“现在我国的大量矛盾不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也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中的某些犯法乱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