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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没有江青这个人，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了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种性格和脾气，就是没有江青，那革命也会换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非出现不可！”
胡耀邦通过亲自审阅有关的材料和案件，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中和以后的一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认为，那时的张春桥就像一只缩头缩脑的老虎，一直在窥测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计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着。这时，引发了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开了。”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给康生和陈伯达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动作来得特别猛烈，就连张春桥也感到意外。他赶到江青住地后，见她正和关锋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时要配发的评论。张春桥立即参与修改，建议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说：“我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不这样坚持这个原则，文化革命就有失败的可能。”
江青说：“你讲得很正确，这是保证我们的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大字报和评论的同时，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那些天，张春桥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姚文元说：“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公开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时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职务，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用李雪峰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演一出《八大锤》的戏。这出戏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尖锐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篇是《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于公开批判了彭真的那个黑二月提纲。六月五日，又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对北大的问题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聂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关于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的决定，任命了一批新的报社领导人。”姚文元激动地说，“看这个样子，可真是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了。”
张春桥马上说：“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改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王朝，换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意图。如果不达到这一点。哪里还有革命的意义呢？”
通过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学报等一系列的行动，张春桥感觉到了最高领袖的此刻的脉搏就是要冲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了。在这个阶段，谁要是抵制群众起来革命，无疑是内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向街头，走向社会，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八月廿三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阴谋诡计，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行动。这就把当时的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潮。
就连陶铸在这个时候，也沉不住气了。他在接见北京医大红卫兵的时候，公开这样说：“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怀疑。”
八月下旬，当一些地方开展了大串联后，陶铸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针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情况，再次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一日发出明码电报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张春桥特意强调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的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实际上，也是把打击群众、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头上，从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当时，张春桥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样，认为彻底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学生和教师们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张春桥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应宣布一律无效，立即平反，应该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要充分信任群众，敢字当头干革命。这个精神，中共中央认为不仅适合军队院校，对全国县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适用。
四天后，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张春桥在接见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时，讲了这么一条他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同志们为了革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这说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在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所以，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派，左？？？？蝗耸伲衷谏伲匆采伲鹣虢创蠹叶汲晌笈伞Ｂ砜怂肌⒍鞲袼构擦礁鋈耍怯∷⒒⑿怠⒙家艋兀康笔笨嗟煤埽∶飨彩钦庋＝槭罟膊车奈恼卤让∷木砘挂唷Ｃ飨ケ豢臣眉复危怀分埃ū话幔詈笳胬碓诼砜怂肌⒍鞲袼埂⒘心兔飨獗摺１焙降难凸ぷ髯檎匀玷岸曰埃诠揽莆趴诘攘硕颂於艘顾患Ｎ颐潜ǜ婷飨飨狄Ｋ共患：罄闯虏锶盟〉窖Ｈヌ富埃等绻蛩滥阄页虏锏置骨┝俗郑⒘司钭矗故遣桓胰ァＪ乱蝗赵谔彀裁懦锹ド衔壹苏匀玷埃退缏邸Ｎ一鹆耍运担骸裁闯虏锏幕澳悴惶飨幕澳阋膊惶磕阍俨幌氯ィ魈煳液脱驹谝黄鸲氛悖 久牵恿乱蝗漳粼鞯韧镜囊徽糯笞直ǖ较衷谝丫母鲈铝耍氛乔鄣模杈薜模钦飧霰浠怯蟹锤吹模挥姓庋飨穆废卟拍苁だ≌獾阆Ｍ颐堑耐久且欢ㄒ嵝牛 ？br》还是本着这条毛泽东制定的原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当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认、不支持、不表态的所谓压制后，他们北上，拦截火车，要求中央支持他们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赶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了一个完全接受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讲话。
他的讲话，连陈伯达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的电报精神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的陈伯达，在电报里还这样讲：“十日夜，我们听到你们有几千人要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里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可张春桥在讲话里，基本上是逐条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条件，他一出来就这样讲：“同志们，大家在这里久等了，刚才在这里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他拿出已经签了字的条子念道，“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在这里声明，市委昨天已经发了通知，你们回去以后不应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我们但是不能保证你们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张春桥讲到这里时，王洪文特意强调：“我们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