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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批示：“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胡话，损着毛泽东的眉眼，又挖鼻子挖眼，还说这是给毛泽东梳妆打扮，亏得这些人真能说得出口！如果说这是政治骗子的话，华国锋可称得上是最大的政治骗子了！如果彭德怀平了反，那么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强调和所抓的阶级斗争，也就全部要否定了。连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都丢得干干净净，还要空谈什么高举，这不是骗子又是什么？”
张春桥很清楚这次全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所谓准备，无非就是掉脑袋而已。他暗暗地说：“这样也好，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再不会给历史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我张春桥终于可以实践了‘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这句誓言了。”想到这里，他故意露出了坦然的神色。
这天吃饭的时候，他吃得很香。哨兵说：“今天你怎么了？看上去倒是很高兴的？”
张春桥说：“一个正直的人活在世上，我看有三怕。一怕不明不白地死，二怕背上了不白之冤，三怕遭到了人民的误解。而我这三条恐怕都不存在了。通过邓小平站了出来，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了解释。我张春桥死而无憾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我今后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了，我要吃得饱饱的，准备去见毛主席和马克思。我过去就没有什么野心，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求生的追求。”
哨兵看到他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就没有再多和他说什么话。
张春桥盯着刊登公报的报纸。出神地回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曾经问他：“你们批判过彭德怀吗？”他说：“上海还没有好好准备过这样的会，可以召开几次。”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张春桥说：“我有个建议，把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发表，并配上有关的文章，使我们党内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党的那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便提高识别那类人物的免疫力。”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北京的秀才们来操办吧。”毛泽东说，“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还有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及其？？？？，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全会当时就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几次和陈伯达取得了联系，要他也组织几篇有份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彭德怀和陶铸等人。
陈伯达给张春桥来电话说：“当前应该把批判刘、邓放在首位。彭德怀是死老虎了，已经臭了，没有什么批头了。再批只能是联系刘邓来批。现在谁还敢替彭德怀翻案呢？没有人了。但是给刘邓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张春桥说：“批彭德怀是主席的意见。主席认为并不是彭德怀已经是死老虎了，不但没有死掉，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替他们翻案的。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条路线是紧密相连的。不把前面的批好，就不能准确地认识后头修正主义路线的源头和根子。”
“既然是主席定的，那我们就按主席的办吧。”陈伯达懒洋洋地说。
那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读上海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判文章，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你再亲自动手写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这个人，江青可是把他恨透了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主席说：‘让文元写文章把他好好解剖解剖，这个两面派是有代表性的。凡是要夺权和翻案的野心家，在今天他不搞两面派就混不下去。这个人物解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你写好以后，送主席审阅后再发。”
一九六七年夏天，姚文元写好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亲自修改，批示：“写得好极了！”这篇文章对陶铸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据监守陶铸的报告：“陶铸看了这篇文章后，仰天大哭：‘姚文元害死我了！姚文元害死我了！’”可见这篇文章的战斗作用是多么的大！
张春桥至今还记得亲自在那篇文章里加着的段落：
“历史的前进，总是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添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翻过来了。真正垮台的，是我们自己。而那些被毛泽东亲自从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个仿佛死而还阳，就要重新站起来了！这不能不使张春桥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凉……
“张春桥，你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专案组的人员把他在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上写的那些话摔在他脸旁，怒斥道：“直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就是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也得接受人民的审判和党纪国法的处分制裁，你在这里要装什么洋蒜？”
紧抿着嘴巴的张春桥突然开口了：“你们这些毛主席的无耻背叛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审讯我！我从来就不承认你们的审讯，我到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和你们讲的，你们从我的身上别想捞到任何的稻草。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革命者，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你们回去告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想杀我就早点杀，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天起，就没有准备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失败，我们准备了好多次了。到现在我失败了，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干好。我和你们的华国锋已经早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早点把我打发了吧，我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究会有胜利的那一天的，不管我能否看到，我都坚信这一点。”
专案人员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在说此话的时候，右手在打哆嗦，牙帮子也发出了咯咯的切齿声。这完全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政治家的绝望叫喊……
张春桥现在的仇恨是集中在对华国锋身上了，对邓小平则是恐惧和悲哀多于愤怒。还在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刚刚去世时，张春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邓小平时说：“我看你邓小平是不会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的，你现在迫不及待地要翻案是小翻案，如果我们再给你更大的条件你则要进行大翻案，直到给刘少奇翻案。毛主席早就对你有所担心，估计到你就会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大清算。果然你在一九七五年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就急切地跳了出来了。你以为毛主席重病在身，已经控制不了整个形势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大搞你那一套修正主义了，其实你已经中了毛主席的计，毛主席就是以身体不宜为现象，就是要看看你，当然不光是你，有你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势力，究竟会干些什么。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然看到你的脸谱了。你的表演，也使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嘴脸和他们的真正用心。”
当时，华国锋在会上口口声声地说：“刚才，张春桥的话很重要，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春桥同志讲的，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理会春桥同志刚才所讲的那几句话，非常深刻，把毛主席的部署理论化了。”
后来，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华国锋拉住张春桥的手说：“现在实践证明你对邓小平的批判和斗争是多么的正确，要是不把这个祸害除掉，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真要被这个家伙给丧送掉了。你看爆发的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多么恶劣，他们的气焰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都如此嚣张，如果一旦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那后果简直不可收拾了，你的确有先见之明，今后你可要给我当好掌舵的人呀！”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骂道：“如果说华国锋不是标准的两面派，那么党的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两面派可言了！过去说陶铸是典型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他比陶铸要坏得多。”
想到陶铸，当年的一段故事又浮现到张春桥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是被毛泽东誉为“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陶铸指使熊复等人打算召开一个一百多人的纪念鲁迅的座谈会。张春桥立刻对江青说：“陶铸是湖涂了还是故意这样做，今年是在文化在革命的高潮中纪念鲁迅的，本应该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纪念鲁迅，为什么只搞这样一个小小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贬低鲁迅吗？”
江青马上大发其火：“陶铸这个人就是在故意捣鬼！鲁迅在三十年代是和周扬四条汉子做斗争的，主席对鲁迅作了具体的高度评分，这是我在里面所起的作用。陶铸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要包庇某些人，就要在这个时刻搞点小把戏，戳穿他！制止他！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重新搞一个纪念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面，组织了上万人的纪念大会，由姚文元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