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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将是建国后的最高统帅，在全党没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论都将是空前绝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柯庆施认真地听着张春桥的分析，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
张春桥继续说：“建国以后中国何去何从，我认为毛主席就是认定了一条，走苏联的道路，而决不会是走英美的方向。刘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起码是右的。他以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说什么‘为了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贫农，使大家同归于尽，毫无好处。’这些观点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不一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还是多请示毛主席为好。因为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说得很有道理。”柯庆施说，“其实我对刘少奇最了解不过了，他在抗战前就是一个老右倾，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就是会遇到危险时往后退。他在组织路线上也有问题，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这些人。他们在抗战前都有一定的问题，起码是写了自首书出狱的。在所有的字眼里，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组织路线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人不谋而合了。就在不久，张春桥成了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那时，整个形势发展得相当快，没有几个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过多年的张春桥重新杀回故地，担任了华东地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成了独守神州东南方向的一个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来到上海，立刻会见了张春桥。这下，故友重逢，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他们商定就以上海为基地，真正大张旗鼓地要干一番事业了……
还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时，张春桥就发现了一个文笔犀利、思维敏捷的小笔杆，经常给报社投稿。他约见了他，这才知道他就是曾经于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上海，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和张春桥接触上以后，他的文章经常见报，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评论家。
尽管张春桥和姚文元地位悬殊，但是以文会友，他们还是建立了友情，经常为写作的事情而彻夜长谈。
一九五五年，张春桥从内部得到了消息，要开始批判胡风的观点，来头很大。他立即就想到了姚文元。他说：“现在是你向权威宣战的时候，通过对胡风的批判，你要杀出一个新的名声来！”他亲自给姚文元出题目，拉提纲，使姚文元一口气连写了四篇文章，全部都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下子使他果然成为批判胡风的英雄而名声大震。
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指点下，政治敏感性大大提高，一篇批判《文汇报》的小稿子《录以备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篇文章以《文汇报》在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以最小的篇幅和不起眼的位置的处理和《人民日报》作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并配发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有了用武之地，几十篇文章，篇篇都是杀气腾腾的批判和痛驳。所不同的是：姚文元署名是真名实姓，而张春桥则是笔名或化名。
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样的左派，在我们党内是太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柯庆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张春桥则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和毛泽东联系的开始。和平年代，文人和秀才们容易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国那个非常特殊的岁月里，既重文又重武的毛泽东需要像张春桥这样的笔杆子。所以，他便准备脱颖而出了。
第七章 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作用
政治上，完全地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聪明的政治家善于化险为夷，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留下了一手或者是“狡兔三窟”。单纯的孤注一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肯定是要导致失败的。这是张春桥在狱中反省时得出的结论。不过，他并不对过去的选择而懊悔。他只是说：“如果一定要我说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再嘛。就是……”
张春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他觉得现在还远远地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邓小平站出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江青这些人的问题一定会有重大转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逐渐的，缓慢的，但是一定是明显的。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种分析也灵验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批判自己的时候，那句所谓的伪造的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不多讨论了。看来华国锋等人也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玩弄的骗局太露骨了，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本来“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的方针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行事，其含义和用心都是一样的。但是，华国锋为了把自己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统统打下去，故意玩弄了一个政治游戏，在某些枝节问题上作起文章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九月十二日左右，许多省市和大军区的领导人纷纷打电话给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等人。询问毛泽东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指示或嘱咐。如果要按实际情况说，显然还不到时候。张春桥对江青建议：“我们还是选择一句或几句能够关联全局的话，作为毛主席的政治遗嘱或临终嘱咐，也作为鼓舞和指示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动力。”
江青抽出了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句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张春桥摇摇头，说：“这句话不能作为主席的遗嘱来对待。因为主席讲的这句话在主席生前已经发表，而且家喻户晓了。我们应该选一句或几句距离主席逝世很近，而且是主席没有公开过的指示来作为嘱咐。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江青曾经提出了华国锋所讲的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给他所写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的指示，说：“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手迹，可以作为最后的绝笔来对待。”
张春桥说：“这是主席最后的手迹，但不是绝笔。绝笔是主席对最后一次文件的签字。再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主席针对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具体内容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他说，国内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主席针对着他所说的这几个不大好的省市情况写了两句话：‘慢慢来，不要焦（着）急’；‘照过去方针办’。这就说明了让他解决这几个省市的问题时。还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方针行事。这不能说明了全部的问题。再说。如果把详细经过讲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呀。这和主席的逝世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呢。”
这样一说，江青也认为张春桥讲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说：“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并且还说：‘按既定的方针办’。主席讲的时候，国锋和你们都在场。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时，华国锋亲自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作了传达，我看就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作为他的临终嘱咐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要我们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这样，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张春桥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里，就这样指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项政策办，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这样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怎么能说我们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呢？张春桥想起来，依然愤愤然地走来走去，真想和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来个大辩论。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得任凭这些人造谣撞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看来平常、实际上充满杀机的场面，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啊！可惜自己提醒过江青，江青却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掉以轻心，最后来了个陷身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怎么办呢？
张春桥记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
“他能让你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吗？”
“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政治局常委会上应该二比一。别忘了叶剑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毛主席早就让他请了病假了，也就是说无论中央和军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来参与，应该让陈锡联同志取代他的职务嘛。这可是主席决定的。”
“可事实上他已经公开活动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许多会议的。”
“我已经让华国锋阻止他的活动。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