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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来的，这两天比较闲，想找中国人聊天。对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玛利亚是一个中年妇女，非常高，非常胖，保养得很好。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度过了愉快的两天。
玛利亚来约旦有一段时间了，人头和当地情况都比较熟悉，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人在约旦生活的情况。原来，大多数来到约旦做生意的中国人，景况都不是太好，有些异乡打工的小姐妹，在工业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如此辛苦劳作大半年，钱才刚刚够给劳务输出之类中介公司的介绍费。还有摆地摊的，挨家挨户做推销的，生意也不好做，还经常被当地警察骚扰（难怪秃头警察耀武扬威地吓唬我们），不久前还有两个摆地摊的同胞被约旦警方拘留——他们拘留不管饭，部分华人只好发动募捐——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约旦，只要交钱，什么都比较好办。约旦没有遣返制度，签证超期只罚款，一天1个J。D，合12元人民币。到了后来，我们签证超期，也免得麻烦去办理延期手续，交罚款算了。国家那么穷，罚款也是项不小的收入。
玛利亚知道我们要去伊拉克，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理解——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姓马的上海人。马先生在约旦生活了十几年，刚到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工作，筹了一点小本钱，在浴缸里做豆腐，卖给保税工业区的中国工厂，竟然也做得发了财，人称“马豆腐”，一个月能有1万美金的收入，成为贫穷的约旦的创业神话。
虽然初到约旦，但是看到听到的事情却很多。我和小何同时开始意识到，异乡求生的艰难与希望。有时候我在想，万一进不去伊拉克怎么办，能不能在约旦也做成马豆腐这样的事业？还有玛利亚，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做什么职业的，而当初约旦司机把她的名片给我的时候，那个狡黠而暧昧的笑，更是让我费解了很久。
在玛利亚的房间里放了很多年轻女孩的照片，有很多是和阿拉伯人的亲昵合影。她介绍说，这些小妹妹是她从东北带来的，但是她并没有向我们引荐。
到了第五天，我们要出发了，大使馆给我们找的包车是250美元一趟。之前玛利亚替我们找到了150美元的车，我们没敢坐，谢绝了她的好意。
7月16日，我们的车队，一共4辆车，包括大使和中建等公司的员工在内，当天晚上12点从安曼出发，在约伊国际公路约旦一侧的破旧路面上颠簸了5个小时，于翌日凌晨早上5点顺利抵达约伊边境，等待天亮边境开放。那次是孙大使首次在战后进入伊拉克考察大使馆被破坏情况，也是我怀揣梦想和一点点可怜的本钱，第一次发现伊拉克就在眼前，如此逼近。
在约旦出发前，我和小何就开始设想路上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最担心的是怕路上遇到抢劫，把本钱都抢走。伊拉克气温很高，浑身上下，短衣短袖，都没有什么藏钱的可能，藏在箱子里又怕连锅端，最后只有在脚上打主意，把运动鞋割开，30张面值一百美金的钞票，分几块塞进鞋面、鞋帮，然后缝好。这样外面看不出来，脚穿在里面却能感受到。不敢全部藏完，我和小何每人留下几百美金，以防遇到最坏情况，总要给别人一些辛苦费。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开放，我们重新上路。约伊公路，又称“死亡之路”，出人意料的是，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路段，是出自德国人之手，和约旦一侧的烂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没维护，却像新的一样。据说这段路可以起降战斗机。在行进中，我们也确实发现某些路段中央的隔栏被取消，并有航道灯，也许就是为了方便飞机起落——这是萨达姆的小算盘，战争爆发，机场势必遭受第一轮打击，那么这条优质的高速公路可以当作备用机场了。
不知为何，这条可以算作“准军事目标”的路被破坏得很少，只有一处被炸，不得不绕道——倒是路边摆满了很多被炸毁的坦克。仔细辨认，大多数都是苏联出口伊拉克的T72。
不过此路被称为死亡之路，不是因为战争和路边的坦克残骸，而是因为沙漠的气候和景物的单调，容易使人产生幻觉——地面温度高，空气密度发生变化，光线折射，产生海市蜃楼，加上一路上景致单调，看不到任何参照物。在伊拉克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加上战后的抢劫、枪击事件，使得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这条外表平坦豪华的高速公路也就成了“死亡之路”。路边都是被撞坏焚毁的汽车，比被击毁的坦克残骸还多得多。
创业篇（上）在路上 4。艰难着陆在火焰山
2003年7月17日，我作为战后第一批抵达伊拉克的中国人，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及另7名人员同批进入巴格达。
当天，大使一行下榻喜来登酒店，我们和中建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住在了距离喜来登不远的安德鲁斯公寓，30美金一夜。
高昂的旅馆费用很快让我们承受不起，仅仅在安德鲁斯公寓住了一周，我们就搬到了附近的安德鲁斯PALACE——虽然都叫安德鲁斯（感觉怎么这么像《国产007》里的丽晶大酒店），但是差距很大，后者只要6美金一夜，不过没有电——巴格达主要电厂被美军炸毁，有条件的酒店和民居都备有柴油发电机。夜里的黑暗与高温几乎让我和小何无法忍受。
来伊拉克以前，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巴格达的夏天是这样的燥热——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世界热极”巴士拉距离巴格达仅仅只有700公里——和安曼比起来，巴格达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比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炎热更要命的是，巴格达的高温在夜里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和小何只能轮流泡浴缸，一晚上洗澡十几次，你洗完了我洗。洗到后来，连浴缸里的水都不用换了——洗了十几回，水早被洗干净了。在最热的时候即使凌晨气温还能高达40℃，实在无法忍耐了，干脆就睡在浴缸里。可是发现皮肤开始有溃烂的预兆后，只能披着湿毛巾像和尚般地打坐，口中念念有词：心静自然凉。
白天的路面温度高达63℃。我和小何为了节约，不敢随便打车，约定3公里内只能步行，国内带来的仁丹一颗接一颗吃，嘴里一直含着不敢停——生怕一停下来人就昏倒在路边了。与此同时，高温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食欲不佳给我们省了不少伙食费，不到一个月减肥5公斤。
身上的汗出了一道又一道，领口上是一圈一圈的汗碱。从安曼进入巴格达时，缝在鞋子里的钱已经被取出来了大部分。我把一部分钱放在鞋垫底下随身携带，另一部分藏在房间箱子里——谁也没想到，在一天一天的奔波中，脚上出的汗浸透了鞋底的钞票，加上走路时的不断摩擦，坚挺的美钞不堪重负，在多重折磨下，很快变软，变薄，等我们发现再进行抢救时，已经有200美金变得不能再使用了。
这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白白损失了200美元之后没几天，我们又遭遇了严重的失窃事件——我们藏在安德鲁斯PALACE的酒店房间箱子里的2000美金，又被偷走了300美金！为这个事，我和小何找到了酒店老板告状。不过谁也没抱希望钱能回来。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就在我要搬走的时候，老板找到我，还给我了300美金，说是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捡到的——真是见鬼了，一个月前丢的钱他也能捡到——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找我要小费，说伊拉克战争后，民不聊生，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不足以养家户口云云。我真是哭笑不得，给了他10美元了事。
这是我在巴格达第一次被盗。巴格达小偷只偷零头的鲜明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萨达姆时期法律对于小偷有严格的限制，限制了盗窃数额不得大于某个数目（也许是300美金），否则施以砍手之类重罚——因为这种惯性，小偷每次才一点点地光顾我们。
在初到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小何天天在市场上一圈一圈地转悠，几星期下来毫无收获——同期到巴格达的其他中国同胞也差不多。几个炎黄子孙，不远万里来到高温炙烤下的巴格达，白天在外跑断腿劳而无功，只好在夜里聚在一起，聊天解闷。几个做外贸的同胞眼见前途渺茫，已经动了回国的念头。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在约旦呆了近一个星期，花掉了大约350美金，从安曼租车到巴格达用了250美金，住安德鲁斯公寓，30美元一天，7天，210美元。藏坏200美金，被盗300美金，再加上几百美金的零花，我同小何一起带来的5000美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小半了——要命的问题是，生意一点都没有头绪。但我和小何已无退路，唯有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就这样，在炎热的7月，我们在燥热的巴格达，艰难地留了下来。
创业篇（上）在路上 5。王子之死
初到巴格达，感觉并不美妙，从民族情感上看，这是个刚刚沦陷、充满敌意的城市，人民远没有某些西方媒体宣传得那样欢天喜地。幸运的是，作为中国人，尚有之前的良好友谊垫底，足以安慰一下我们胆怯的心灵。
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里，只要有外国人的地方总有伊拉克小孩尾随，这些娃娃嬉皮笑脸地见人就喊“Mr。ONE DOLLAR（1美元，先生）”，语气上虽然嬉笑，但是除了油滑，感觉不出丝毫的友好。我和小何当时应该是巴格达最穷的中国人，每次看见这些小孩都抱歉地走到一边，还赔笑比画——“小朋友，我们比你还穷。”开始我们还为自己的小气给祖国丢了人而感内疚，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英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自由民主的鸟记者，也很少给这些伊拉克娃娃施舍。
住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大概都是有钱的老外，我们曾经屎壳郎卧轨——冒充大铆钉，混迹其中长达一周的时间，被人误认为阔佬遭到打劫。打劫者就是一群伊拉克不良少年。
也许对于战事刚刚结束的伊拉克人来说，光是乞讨就太没有个性了。在我们住的安德鲁斯公寓门口，有一个不良少年长期带着一群娃娃，看见我们出去就非常专业地呈战术队形将我们围住，领头的半大小子掏出一把刀在手里比画着。我和小何不幸被围过两次，人生地不熟，生怕莫名其妙地埃上一刀——太没面子了，回国人家问你，是被AK47打的还是被M16打的，如果你骄傲地说，我是被M1坦克打的该多有面子，可如果说，我是被伊拉克小孩用刀子捅了，真不知要去哪里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我和小何两次都稀里糊涂地装可怜跑了出来，经济上没有损失，精神上却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吓得我们后来都不敢出门了。回到安德鲁斯公寓，和住在一块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