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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们说出了主官的名字，也就不再纠缠，向我们要了一份。我看他是管事的，想贿赂一下，就没收他的钱。
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有一个兵看见了中餐，大为高兴，打电话一下叫来了三个人。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恶狠狠的上尉，还是问我们老问题：“谁允许你们卖的？”
我们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不再慌张，镇静地说戴克上校允许的。上尉大概不相信，摸出了手机给戴克上校打了电话，打完小报告，斜着眼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就走。我估计他是被戴克上校教训了，颇为得意：小子，多管闲事，被骂了吧？
没想到，10分钟过后，戴克上校居然带着副官怒气冲冲地过来了，非常生气地指着我的胸口厉声质问：“谁允许你这样的？”
我没想到他居然能这样翻脸不认人，但也不敢反驳，招呼小何，搬着盒饭悄悄撤退了。这批盒饭拿回去便宜了我们的福建同胞，这大概是他们在巴格达吃的最好的一餐。他们放开肚皮，一个人吃了两份。我们生意受挫，没心思吃，厨师也吃不下，剩下的10多份没人吃。福建同胞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惋惜地感慨，倒掉了。
创业篇（下）杀出一片曙光 7。为了告别的聚会
初到巴格达的两个月，是我们生意的低潮，其他中国同胞也不顺利——工程没跑下，发电机也没卖出去。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异乡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时，中国驻伊大使馆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考察工作，准备回约旦进行进一步筹备，临行前，把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搞了一次聚餐。
国庆，我们在巴格达聚餐，是在伊拉克最好的餐厅WHITE PALACE。难得参加这种聚餐，我们餐馆倾巢出动。当天到会的，有5个公司及团体，约17人左右。
那天，我们吃了阿拉伯特色烤鱼，大鲤鱼切开，用木片撑开，篝火烧烤。边上还有很多小碟子，橄榄、色拉、芸豆泥、酱萝卜、酸辣粉丝、茴香菜，还有好多叫不上来的东东——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却非常不好吃。
吃完饭，大使馆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叮嘱我们每天打电话报平安，如果发现其他中国人来巴格达，一定要和他们取得联系，要顾及到每一个来伊拉克的中国人的安全。
当天，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我们身处国内，并不了解我国的外交情况——现在通过亲身接触，我们亲眼看到了大使馆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半年后，中国人质第一次遭到绑架，通过大使馆卓有成效的工作，危机顺利解决，也让我们深深感到了作为中国公民的光荣。
创业篇（下）“绿区”艳阳 1。“特别”通行证
在商务中心寻找项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绿区寻找其他机会了。当时，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已经交给日本女孩村岸由纪子打理。我和小何完全甩手，一天到晚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
考虑要在绿区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人办下绿区的出入证件——毕竟，不能每次都拿着中国菜谱过关卡，一旦遇到非常情况，这种“民间护照”就会失效。
直接负责颁发绿区通行证签发工作的是美军骑1师315连的格里菲斯上尉——之前，一个美国大兵教我如何通过军装看部队番号。我和小何打听到他的办公室，跑去堵了3次，都没找到——看来这个上尉是个喜欢到处跑的混混。后来才知道，他一共有5个办公室，还真是狡兔三窟。
一直到了第四次，我们才在办公室堵到了他——当时楼下停着4辆悍马车，大概是和手下的小兵们玩得累了，回办公室歇歇。
格里菲斯上尉是个职业军人，大概是非常崇拜巴顿将军，把他的气派学了个十足——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他伸手，伊拉克翻译点头哈腰地给他递上雪茄，然后擦一根长火柴点着。
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在绿区开中餐厅。格里菲斯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点点头，说他也喜欢中餐，在美国的时候，常带着小孩去吃。他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满怀希望，也像伊拉克翻译那样点头哈腰地拿着菜谱上前，给他看书中菜谱图片，并一一指点。
格里菲斯说话也是典型的巴顿风格，爱憎分明，看见酸甜鸡，“很好！”再翻两页，看见了虾和牛肉，大概是不喜欢，眉头一皱：“Fuck beef！（鸟牛肉）”，“Fuck shrimp！（球虾子）”
一旁的阿拉伯翻译凑了过来，看见虾仁的图片，眼睛开始放光——在巴格达，虾都是从巴士拉运来的，价钱很贵，伊拉克战事初停，经济和交通都陷入瘫痪，一般伊拉克人很难吃到这些高级菜。
格里菲斯匆匆翻过菜谱，对我们说：“你们给我送一份酸甜鸡吧，要多少钱？”
傻子也知道，这是个小人情，我们连说不用了。没想到格里菲斯倒不客气，狡猾地笑了：“也对，如果我给你们办了通行证，你们会赚到许多钱。”然后，他派翻译把门口悍马车里八九个小兵全部叫进来点餐，自作主张地告诉他们：“今天这位中国人请客，不要客气。”——典型的你请客，我掏钱。
小兵果然没客气，一人点了一份。伊拉克翻译也趁火打劫，点了一份糖醋大虾——这个二鬼子点最贵的一道菜。两个半月之后，我们在绿区落下脚来。我的伊拉克邻居告诉我一个消息，当初这个点我们糖醋大虾的家伙，开着一辆新买的宝马车在绿区里威风，结果撞上了墙，腰给撞断了，成了终生残废。
那天，格里菲斯手下点的菜，大概要了我们100多美元——按照成本，只要30美金就够了，但当时我们和安德鲁斯老板伊斯麦伊正在合作经营，我们不能直接叫厨师做，只好说是日本大使馆订餐——等于是我花100多美金从我的餐厅买下，然后送给了格里菲斯和他的手下。有什么办法呢？英雄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
中国人说：“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次日，我赶到了和格里菲斯约好的地方，把菜给他送去了，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您能帮我们办通行证，最好还能在绿区里替我们占个房子。格里菲斯当时把手下都轰出去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狼吞虎咽。
其时，巴格达战事已停，只是偶有零星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11月的阳光温煦地撒在绿区格里菲斯的办公室里——我看着格里菲斯狼吞虎咽，心里极想趁热打铁把这事谈成——9个月以后，当我回到国内，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次会面，这是我在伊拉克淘金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看格里菲斯摇头晃脑地给我打美国哈哈，我和小何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照国内行情，我们估摸着他是想要我们孝敬，于是我凑上前去，悄悄和他说，如果我们餐厅在绿区开起来了，我们会给你20％的股份。
格里菲斯看我们这么说，一下变得非常严肃，盘子也撂下了。他整了整衣领，好像美国人民都在看着他一般，很正经地告诉我说：“我是职业军人，纪律是不允许我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我的收入很丰厚（后来我打听到上尉一月能有6000美金的工资），也不必贪图你的股份。颁发通行证是我的工作，我可以考虑，但是开餐厅的房子，要你自己去找。”
随后，格里菲斯脸色变得不再好看，又坐下来开始吃，不再搭理我们。我看着没趣，自己走掉了。一连很多天，通行证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碰到一个伊拉克人也在办通行证，他给我们指点迷津，办通行证绿区里的伊拉克警察有时也能说上话，你没有孝敬他们，他们一定会说你坏话，诸如经常在绿区里看到你们可疑行踪，可能是中国间谍等等。格里菲斯自然会犹豫了——后来卡森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个和他熟识的绿区伊拉克警察也说了，两个中国人不懂规矩。
就这样，在顶着大太阳来来回回走了20多趟冤枉路后，我们终于知道了要孝敬伊拉克警察——不过这些二鬼子实在讨厌，我和小何一商量，也不愿意给他们钱，拉了两箱汽水过去，笑嘻嘻地和他们说：“喝吧喝吧，喝到拉稀最好。”
又过了几天，我们再次把狡兔三窟的格里菲斯堵到了。这回估计是伊拉克警察没有使坏，格里菲斯终于松口：“你明天来拿通行证吧，但是不要忘记你的礼物，我又开始思念中国菜了……”
这时我们已经把安德鲁斯的生意停了下来，搬到海法，厨师做饭全由自己做主，不必再高价买自己炒的菜，于是痛痛快快地请格里菲斯和他的一干手下大吃了一顿。
果然吃人嘴短，格里菲斯一边擦着油腻的大嘴，一边把翻译叫来给我们拍照，现场制作了通行证。虽然我拿到的是八个等级中最低一级的通行证，但内心还是忍不住一阵狂喜：这就是金山的钥匙，我来巴格达3个多月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东西！
创业篇（下）“绿区”艳阳 2。初入“绿区”咖啡和松鼠
在我和小何缠着格里菲斯办通行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绿区里考察。那会儿我们对生意开张挺有信心，但经营方式上还没有摆脱在安德鲁斯时期与人合作的小农意识——我们很快发现有个“绿区咖啡”的餐厅生意很好，于是就过去打听情况。
一开始，我和小何点了很多食物，冒充记者采访这家餐厅的老板。小何告诉他，我们是中国记者，想写一篇《美军军营里的伊拉克人》。结果这个胖子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们，这餐厅房子是祖传的，后来被萨达姆霸占了——萨达姆时期，整个绿区的一切，地皮、房产、动植物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夺回祖业，开办这家餐厅，因为他有一个亲戚，是个美军上校……
这个消息显然在暗示我们独立开店的艰难。我们没有房产没有背景，只好考虑和他合作。阿拉伯人的效率是我们已经见识到了的，对于漫长的谈判期，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我和小何开始了后备路线的选择——找地方，独立开店。
其实，早在通行证下发之前，我们凭着两本印制精美的中国菜谱，已经可以忽悠大多数哨兵，让他们给我们放行了。很多热爱中国菜的美国兵对我们迟迟没有结果的效率还非常恼火，威胁我们：“你们要是还拖拖拉拉，下次不给你们放行了。”对这种过激行为，我们一点也不生气。也有温和派的中餐FANS，很热心。如，一个少校带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帮我们找开餐厅的地方，找管事的人，最后这个哥们总算找到了一位管事的上校，洋洋自得地说：“你们欠我一个人情，餐厅开业一定要请我大吃一顿。”我心里想，你一个少校，顶多是个团长，真能开业就是你一个团都来也没有问题。
上校做事果然比较稳健，听我们说完来意，就痛快地一挥手：“OK，我们去‘绿区咖啡’坐坐。”
到了“绿区咖啡”，一听介绍，我们才知道，这个上校竟然就是“绿区咖啡”老板念念不忘的亲戚。这个上校觉得中餐很有前途，鼓励我们和“绿区咖啡”合作——他哪里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了漫长的谈判，找他是想多找个希望，说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