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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 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①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②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③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⑤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 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①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②
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③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 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①
①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
①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
②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
③ 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
④ 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
① 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
③ 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
④ 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
① 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
② 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
③ 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
④ 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
⑤ 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发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
① 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
②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
③ 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
④ 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
① 《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②
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③几百名 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①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
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②
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③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④
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⑤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