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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⑤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
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① 《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
② 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
③ 《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
④ 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
⑤ 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
①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
②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9页。
③ 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
④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
⑤ 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第二章 崇祯朝廷
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
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
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
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
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
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
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
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①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②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 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①
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②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③，数十名将领被处死。④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⑤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⑥
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⑦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 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①
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②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③
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④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⑤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 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①
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②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③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④
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 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①
① 钱■：《甲申传信录》，第4页。天启皇帝死于1627年9月30日。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11页。崇祯皇帝登基时，宣布要效法尧舜，作一位圣明之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页。对崇祯一朝史事的简要评述，见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37—148页。
② 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3页。崇祯是明朝第17代皇帝的年号。严格地说，应称呼他的谥号（庄烈帝）或庙号（思宗）。为行文方便，本书称他为崇祯。
① 崇祯帝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史书。李清：《三垣笔记》上，第15页。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虽然曾批评崇祯帝既不会骑马，也不懂经书，但并未指责他丢了天下，只是说他试图改善明朝的统治，但无能为力。而对崇祯帝的3位祖先——万历、泰昌和天启皇帝——康熙帝却大加责难，并禁止祭祠他们。史景迁：《中国皇帝》，第89页。天启帝精神脆弱，死时年仅23岁。见马米兹：《魏忠贤》，第119—120页；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9页。
② 这位皇帝使锦衣卫重显威风而成为“心腹”；并越来越依赖宦官，使东厂很快又恢复了活动。李清：《三垣笔记》上，第2页。
③ 北京的监狱人满为患，案牍堆积如山。1644年1月21日，皇上见死在狱中的人太多，便催令刑部加快审理。万言：《崇祯长编》，第56页。
④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9页。崇祯一朝有7位总督、11位巡抚和14位各部尚书或被斩首，或死在狱中，或被迫自杀。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53页（第三十六卷）。
⑤ 仅在1641—1644年间，就先后有18人入阁办事。艾维四：《从教育到政治——复社》，第356页。
⑥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1页。
⑦ 马米兹：《魏忠贤》，第114—117、157、244页。
① 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② 起初，这位新皇帝怕引起新的党争，不想调查此事。后来，一个魏忠贤的党徒向皇帝建议，同时清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势力，从而彻底消除党争。但倪元璐——日后的户部尚书和以身殉国的英雄——极力保护东林党。结果，崇祯帝清洗了一批魏忠贤的同党，而召回了一批东林党人，并废止了《三朝要典》。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8—419页。
③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4—76页；T。K。庄：《魏忠贤》，第338—340页；马米兹：《魏忠贤》，第282—283页。
④ 1629年4月9日，刑部奉诏对阉党分别治罪，称为“逆案”，共有168人被列入7等罪名，分别处刑。其中许多人声称自己和魏忠贤只是有所过往而已。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一卷，第28页。
⑤ 马米兹：《魏忠贤》，第253—254页。
① 《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冯铨在逆案第五等129人中。该等之人皆沦徒三年，赎为民。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47页（第三十五卷）。
② 阮氏家族在16世纪出过几位著名的官僚名士，包括诗人阮自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8页。
③ 谈迁：《国榷》，第5474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28—51页；艾维四：《复社》，第353页。有材料记载，他自称对左光斗和杨涟之死负有完全责任。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五卷，第27—28页。
④ 魏斐德：《自主的代价》。
① 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2页；艾维四：《复社》，第336页。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②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③
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④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 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①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②又作诗曰：
昨日到城市，
归来泪满襟，
遍身女衣者，
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