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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①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
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②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③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④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 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①
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②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③当周灭商、一 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①
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②
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 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①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②
① 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
②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
③ 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
④ 《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
① 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骢：《翰林院》，第128页。
② 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
③ 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
①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
② 《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
② 《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③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④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 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①
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②
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③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④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⑤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⑥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 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①
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②？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③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④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