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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王蒙式的忠诚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不太被我们所察觉的文化积淀。在这种积淀中，理想、信念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关系就永远是一种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于是，“不管母亲有什么错，母亲毕竟是母亲”就成了一条通理。当血缘性关系渗透在社会与个人的原本应该是理性的关系之中时，一个被宽容了的母亲便永远会被宽容下去，而是否称职这个问题便永远属于了儿子。
不过，这种血缘性关系在王蒙这里应该说还有些特别。王蒙的忠诚还不像更年轻一代的知识青年们那样纯真和充满血气，毋宁说王蒙的忠诚是全方位的。他忠诚党，也忠诚于人民，在党和人民之间，他所起的应该说是类似张思远那样的“桥梁”作用。或者说，他尽量在起着这种“桥梁”性的作用。当他忠于人民时，他无疑便成为普通群众的一份子老张头，同时会深深地眷念和回忆起青春年华和热情，从心底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搏击风浪的冲动（缪可言）；当他忠于党时，他又会成为《悠悠寸草心》里的“老理发师”，充分地理解和体谅我们党探索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而不是简单地发牢骚。因为，“一个丢失了公民责任感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蝴蝶》）
王蒙确实成熟了。这种成熟一方面标明了王蒙开始意识到“切切实实”地为人民的事业做一些实际工作的必要性，比单纯的牢骚不知强多少倍，另一方面又透示着今天的王蒙在沉重的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可奈何，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下隐隐地潜藏着“生存着是重要的”文化意识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现实的默认。桥梁作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平衡，平衡又往往会产生力的抵消。特别是，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文学家和作为一个有政治家的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之间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平衡和调解在这里便是一种缓冲，其结局往往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深层变革并且对立的因素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种“平衡”和“沟通”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恐怕是自以为很有经验的王蒙始料不及的，并且将直接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王蒙对社会的批判。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世故中把玩“批判”（上）
王蒙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文学以外，他会像他笔下的张思远部长那样努力维护人民的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在文学以内，他又尽量通过文学传达对生活和事业的一种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是他善于用美好的眼光看待社会的十九岁的青春的延续。把握这一点也同样重要。王蒙对社会各种不正常的丑恶的现象的揭示，正是以这种对社会的乐观态度为底蕴的。王蒙的机智、幽默和宽容正是一种“费厄泼赖”式的面向社会的精神体现。因此王蒙式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肯定性批判或批判性肯定。这种批判带有一定的超脱性。
把钟亦成现象与王蒙的创作道路的演变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和王蒙一样感到五十年代在组织部里抨击官僚主义的那个年青人要真诚得多，可爱得多。但是王蒙和我们的分歧却是在于由此产生的对于真诚、可爱、天真、稚嫩和血气的看法上。按照王蒙的观点：“幼稚和天真在超过了幼稚和天真的年龄的时候将不再是美德”（王蒙与张立《关于创作的通信》）。这也就是说，在超过了幼稚和天真的年龄，真美德就应该是成熟宽容和世故（也称社会经验）。
单单在生理年龄并且与之相应的精神气质上来说，王蒙的观点并不为过。但是如果上升到一种生存哲学的意义上，并且这种生存哲学是以多少牺牲人格和性格，牺牲所有的个人性特质以纳入社会精神规范中去的话，成熟、宽容和世故便容易成为知识分子软弱和偷生的遁词。在后者意义上的“生存”，其价值也就很难体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存在。而这种自由存在，如果离开了我们每个个体的争取，它就永远不会从天而降。很大程度上，五十年代那个抨击时弊的王蒙作家群，之所以被打下地狱，而时弊党弊反而愈演愈烈，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心照不宣地放弃了这种争取。那份难能可贵、少得可怜的单纯与血气，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总是成为瞬间辉煌，其缘由并不仅仅在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首先在于包括王蒙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愿意忍受真正的冒险、死亡和痛苦的煎熬，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去迎接批判和因这种批判带来的一切。
相反，而我们总是希望在抨击时弊之后获得某种预期的社会效果，以图自我价值的实现，根本不愿接受干预时弊以后带来的自身价值的毁灭——否则我们会痛苦、会自责、甚至会忏悔，并且过不了多久就会接受负罪。也因为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往往都是一些宁死不屈的铮铮好汉，并反衬出我们的现实中都是怕死的一群。因此就连干预时弊自身，有时也容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哗众取宠的工具。这样一来，一旦社会不容许我们再成为“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便很快会以成熟、世故和宽容为美德。尽管这种成熟和世故里可能不乏热血和青春的眷念，但这种眷念并不等于生命力本身。也就是说当生命处在对生命力回忆的时候，生命自身则已经处在一种老化状态接近死亡。这个时候的生命唯一拥有的权力便是对别人生命力的倾羡（《海的梦》里的那个缪可言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说得苛刻一点，这时候的生命大概只拥有撰写回忆录的权力和欲望。
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年龄上，青春只等于十九岁，而三十岁和六十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特别是当青春与可爱连在一起的时候，青春便赋有一种贬意。
这样，在《深的湖》中，当我们看到王蒙在谆谆告诫那些小伙子不要轻易地针砭生活的凡庸，不要轻易地怨天尤人、指东道西的时候，就或许会生成这样的疑问：何以说小伙子们都是轻易的针砭时弊（八十年代的青年相比五十年代的青年头脑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即便是轻易地、但假如都是真诚的，又有什么不可？而重建真诚，我想应该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在这里与其呼唤真诚，谈论真诚，不如通过批判显示真诚。真诚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事情常常是这样。如果说轻易的但却是真诚的针砭时弊在中国有时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良好的批判效果的话，就此放弃这种针砭，也同样更不一定有利于时弊的消除，有时甚至一点效果、一点生机都不会有。换句话说，在思想启蒙、文化反思、社会弊端的揭示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埋头于一些实际的、有用的工作，就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话。中国文化在现阶段最深刻的危机并不是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而恰恰是太注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致经常陷入一种反思、忏悔、纠正错误这一恶性循环之中，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一种文化的最深刻的希望在于任何一种批判和针砭（哪怕是轻易的）都不会引起这个文化的负面作用；同样，一个文化最大悲哀，则莫过于一种稍为激烈的批判，哪怕是一句牢骚，都会引起一片熙熙攘攘的纷争。
实际上，事情的关节点并不在于王蒙所说的“轻易地针砭时弊”，而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针砭时弊和批判是停留在理论和否定他人的层次上，因此这种针砭总是显得十分轻松，既轻松，当然就会“轻易地”。比如，当我们简单地嘲笑《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一方面盲目崇拜西方式的人生，一方面又无法改变自己东方式的传统婚姻的时候，我们的嘲笑和批判就很可能与倪吾诚在一个层面上。这就像倪吾诚一方面在痛心地批判别人“难得糊涂”，而自己最后终于也在向学生宣传“难得糊涂”一样，批判就成为一个怪圈。也即批判者自身的状况已经构成了对这种批判的批判。
这同样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问题上的弊端：不用说死亡与牺牲，即使这种倪吾诚式的传统婚姻解体的代价也不愿付出，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把批判整个儿搞颠倒了：批判者在批判中不是痛苦的、绝望的，反倒是轻松的、戏谑的，批判完了，一切便都完了。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世故中把玩“批判”（下）
表面上看，王蒙从复出之后由“单纯”变为“杂色”，主要是因为社会太复杂，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复杂起来。但也可以说我们大家都变得复杂、圆熟和世故，为了掩盖我们对责任的推卸，才以“社会变得复杂了”为搪塞的理由。社会根本上说来不外是每个人所思所想所组成的关系，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社会才显现出被我们所认为的那样。
简单地说，十年浩劫后的今天相对于之前的十七年，便是愈加暴露出它体制上的根本弊
端，这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相对于五十年代那个貌似平静的岁月，要清晰得多，深刻得多。对中国文化来说，很多时候表面的平静往往是将更多不平静的因素抑制下来了而已，其欺骗性又常常使得我们心甘情愿地运用一种单纯的思维去对待实际上是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显然就是这种思维付出的代价。在获得复杂的思维的意义上，“文化大革命”倒是应该肯定的。否则“文化大革命”便可能推迟，但必将还要发生。只是：单纯有的时候意味着浅薄、稚嫩，但有的时候又意味着一种坚定、力度和深刻，特别是经过了复杂后的单纯，将远远胜于复杂本身。复杂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是我们获得单纯的一种手段和前提。设想，如果在我们没有看清社会的深层弊端，我们血气方刚、愤世嫉俗是一种单纯的浅薄，那么在我们看清了这种弊端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改变当年热情有余而分析不够的批判，成为一种单纯的深刻？而且热情并不与深刻完全无缘，就像成熟与心平气和有时也联襟着平庸一样；何况怨天尤人有时也会出惊人之语，貌似全面的理论有时却会老生常谈。
问题显然不在于“单纯”和“复杂”本身。“单纯”和“复杂”有的时候可能会同时通向浅薄，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同时通向深刻。这种情况表现在王蒙身上，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我们从《布礼》《杂色》《蝴蝶》等小说的结尾，总是看到作者的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乐观——尽管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其一生的坎坷中有矛盾、有痛苦、有对社会的批判甚至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但是最后他们仍然选择了对信念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从《风筝飘带》《活动变人形》等以“善意的嘲讽”为主的作品中，感到王蒙实际上已具备了“深刻的单纯”的条件——王蒙发现生活中各种社会弊端以及这种弊端之间的深层联系的能力，在他同代作家中并不亚于刘宾雁等，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但是王蒙的批判之所以和刘宾雁的批判形态截然相反，除了性格上的因素和批判观念的差异外，我想王蒙“不得罪人”的潜意识常常稀释着他的敏锐，把很多本来可能被深化的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