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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即位初，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对受灾地区多予蠲免，但从十二年到二十年，正值平三藩的战乱时期，军费开支猛增，财政陷入困境，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地方不得不加派、加征，以补因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这样，对受灾地区已无力蠲免赈济。这个短暂的时期，蠲免明显减少。及至平定三藩后，随着经济的渐次恢复，蠲免日渐增多，其数额也不少，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蠲免分为灾蠲，即因灾荒歉收而免去若干赋额，视灾情严重程度而定；蠲逋欠的赋额，虽未受灾，因种种原因而欠缴的赋额，亦行蠲免的政策；恩蠲则是遇有国家喜庆之事及皇帝本人的庆典（如生日、登极等），施恩于百姓；皇帝巡幸所经过之地，无论受灾与否，给予当地百姓以实惠，适当免征部分或当年全部钱粮。如，圣祖东巡至盛京、南巡山东、江淮等地，都曾实行过蠲免。对于垦荒地，若干年内不起科，免征地丁钱粮，也属于蠲免之例。
康熙朝蠲免钱粮，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如六月，因江南宿州、盐城、萧县旱灾免征顺治十七年度的额赋；陕西同州、临潼、岐山、扶风、郿县因本年冰雹灾，免征本年度额数；十一月，因水旱灾先后免征陕西优羌县、江南灵璧县、直隶新城县本年的赋税。十二月，一次就免浙江钱塘等29县本年水旱灾额数。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2~5有关记载。
圣祖说得好：“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又说：“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圣祖向大学士们所讲的话。可以认为，这是他即位二十多年来对蠲免的经验总结。他特别体恤河南、湖北两省百姓在平三藩的战争中“转输供亿，劳费繁多”，当即下令，特减免两省康熙二十五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一半，二十四年未缴纳完的钱粮全部免征。同时，因直隶献县、河间县、河间卫、江南宿迁、兴化、邳州、高邮、盐城，山东郯城、鱼台等州县“重罹水灾，小民艰苦”，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钱粮全部免征。《清圣祖实录》，卷123，3~4页。
以受灾最重的山东为例。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圣祖至山东巡幸，在此之前，山东“连年饥馑”，朝廷“截留漕运，分疆散赈，动内帑数百万两，遣官四五百官，分派各州县赈济。至地丁钱粮前后屡行蠲免，通省亿万民命，始得复生。”所以，圣祖一入山东境，省内绅衿军民数十万“执香跪迎道左”，“无不垂涕感激”《清圣祖实录》，卷219，9页。。这一动人的场面，未必是夸大之辞。
再如湖广，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不过三二年，就蠲免了钱粮达1600余万两，相当于康熙朝一年财政最高额2700万两的二分之一还多。
截至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自元年始，全国所免钱粮，以银两计算，达9000余万两。这是个庞大的数字，相当于几个年度财政的总和，同年，圣祖又宣布：湖南、湖北康熙四十五年除漕粮外，其余地丁银米一概免征，旧欠未缴纳的部分，也停止输纳。
圣祖为此深感欣慰：“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庶几休养日久，驯致家给户足，而民咸得所也。”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23，4~5页。
在此后的两年里，圣祖又做了大规模地免征。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圣祖对户部发出指示：为使“闾阎获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参罚”，“直隶、山东积欠钱粮，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奇、粮十万五千七百石有奇，著按数通行豁免，或旧欠已完在官，而见年钱粮未完足者，亦准扣除。”最后，他要求户部，谕旨到日，各省巡抚立即张榜公布，人人知道，如有官员和衙门作弊，要立即参劾，“严加治罪”。《清圣祖实录》，卷228，12~13页。
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又免江苏省于四十三年以前所属各府州县未完民欠漕项银两六十八万七千两有奇、米麦三十一万一千八百石有奇，“悉与豁免，用纾闾阎之余力。”因江南本年荒旱，特批将今年所征漕粮每州县或八、九万石，或留十万石，“酌量足支赈济之数”。《清圣祖实录》，卷231，4~5页。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9）
同年十一月，以“江浙地方，赋役殷繁，倍于他省”，圣祖指令户部，将康熙四十七年江南、浙江全省人丁共额征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余两全部蠲免，本年度受灾的安徽所属七州县、三卫及江苏所属二十五州县、三卫应征康熙四十七年田亩银共二百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余两、粮三十九万二千余石；浙江二十州县、一所应征四十七年田亩银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余两、粮九万六千余石，一并免征，所有旧欠带征银米均暂停追取，“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经理农桑，庶几闾阎气象，可以日加丰豫”。《清圣祖实录》，卷231，11页。
圣祖蠲免钱粮遍及全国各地，并在他的严督之下，百姓普沾“实惠”。他不厌其烦地向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大员训示蠲免的重要意义，如他所说：“蠲免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他宣布：“今户部库帑有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靡费，国帑大有赢余。”《清圣祖实录》，卷210，9页。他说到做到，一听说地方有灾，马上发出命令，给予赈济或蠲免钱粮，倘地方晚报灾或隐瞒不报，一经发现，必给予处分。圣祖和他的辅佐大臣孜孜求治，关注民生疾苦，想尽办法，务使百姓活命，逐渐富足起来。《实录》记录下他关注民生、体恤百姓艰难的大量言行，是十分感人的。
清人王庆云著《石渠余记》给予总结性评价。他写道：“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以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下相安，“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哉！”《清圣祖实录》，卷2。
王氏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也很公允，因而也是可信的。今人的评价却有种种。有的认为，历代都有蠲免，清代不足为奇；有的认为，康熙朝人民的负担沉重，所谓蠲免不足以抵消过重的剥削；有的认为，“康乾盛世”的生产水平乃至百姓的生活水平尚不及明万历中期的水平，等等。首先，应当承认，清代统治者对自己的“德政”不无溢美之辞。但我们剔除其溢美，不难发现其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如前已指出，顺康特别是康熙时期蠲免量之大，范围之广，受益之众，尤其到后期无灾也免，这些都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应当强调的是，康熙朝蠲免，初时确为救灾而施，但圣祖的指导思想，却是把它作为一种“富民”的政策，使之增加积蓄，才能富裕起来。这也与历代单纯为了救灾，解燃眉之急有很大的不同。由康熙朝开了个好头，其后世子孙雍正、乾隆所继承，蠲免更多，远远超过了康熙朝。其效果可想而知，而官书和私家著述所论史实，已向我们展示了具体效益。
说康熙朝“赋税苛重”，是以偏盖全，以局部代替全局。诚然，在战乱时期，为筹集兵饷，有加增赋税的问题，还有地方官私自加派的种种弊政。对这些问题，圣祖从未讳言，一再表示不得已而为之，待战争结束，再予取消。如三藩乱时就是这样。战争一结束，马上恢复正常数额，而随着经济的好转，财政充裕，就大幅度免征或全数蠲免。圣祖明确地说，若国用充足，为什么还要向百姓多取呢？当时，农业水平低下，据圣祖说，丰年时每亩所收不过一、二石《清圣祖实录》，卷231，9页。。若遇灾，恐怕不及一石，灾重或颗粒不收。朝廷免征加救济，如前有拖欠，也予取消欠账。百姓得到“实惠”，并非虚言“自欺”。圣祖也明说江南赋役重，因为这里是国家的财赋之区，漕粮400余万石也仰赖于此。由于气候和雨水、光热充足，一年两熟，故其赋重于内地。但朝廷也予屡次蠲免，也就抵消了负担重的部分。到康熙四十一年，国库盈余45千万两，表明经济的巨大发展，百姓也有了积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在前一卷“治河”一节已做了具体引证。国家有了充裕的财力，再给百姓以“实惠”。
康熙的“富民”政策和做法，还不止前面已提到的几个方面，其他还有修建常平仓、社仓，为百姓备荒，给旗人生计之法等等。受篇幅之限，兹不详列。读者从以上所罗列的内容，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1）
在古代，称知识分子为“士”，若以具体人而论，则称“儒生”。“士”是社会中对知识界的通称，因而构成了社会的一个阶层。其他从农、从工、从商也都各成一个阶层。按阶级划分，劳动者是被压迫阶级或被统治阶级，“士”附属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他们以拥有知识并通过科举考试，或被荐举而步入统治阶级的阵营。在我国封建社会，“士”在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形成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顺序。“士”为“劳心”之人，农民等劳动者为“劳力”之人。孟子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劳心者为统治人的，劳力者是被统治的人。此为历代不易之论，天经地义。可见，“士”这个阶层在社会中所处地位极端重要。
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全国，但不能用军事力量治理天下，而需要知识分子的强有力的支持，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清朝的各级政权，以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与历代汉族统治者不同的是，清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统治居地辽阔、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其文化也落后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因此，汉族知识阶层能否与之合作，拥戴她，支持她，对清朝的国运长久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清朝为了达到她的根本目的，不惜千方百计，极力笼络知识阶层，用各项优惠政策来吸引和鼓励他们投向清朝，使之成为她的一部分，并在她的指导下，实现对汉人也是对全国的统治。事实证明，在汉族知识阶层的全面参与下，不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且把她推向了繁荣的盛世阶段。
尊孔重道，崇尚儒学，是清初以来以思想笼络知识阶层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自西汉以后至清以前，孔子已成为千古不易的“至圣”先师，在中国居于独一无二的独尊地位，他不只是知识界的崇拜偶像，也是中华民族包括历代统治者共同尊奉的人间至高无上的神圣人物。孔子的思想——儒家学说，被奉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建国和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强大的理论基础。孔子及其学说跨越时空，超越时代的局限，为各代所通用，又是无法取代的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