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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地方,经战争破坏,经济尚无恢复的迹象。就拿辽东地区(今属辽宁省境)来说,清入主中原18年后,这里还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在靠近边海地带,“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辽河以东,原属经济发达地区,“城堡虽多,皆成荒土”,如盖州(辽宁盖县)、凤凰城(辽宁境内,今仍名)、金州(辽宁省境,今仍名)等地,不过数百人,而铁岭(辽宁铁法市)、抚顺(辽宁省境,今仍名),“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这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表明经过明清战争后,残破如故,没有得到一点改善。
在封建社会,“国之大计在农”,而农业之好坏,又取决于雨水得宜《清圣祖实录》,卷6,12页。。自顺治以来,特别是中期以后,水旱频仍,农业连年歉收。对农业关系最重的是黄河,从顺治元年夏开始,几乎年年决口,朝廷征发民夫堵塞,却是屡塞屡决,黄河改道,到处冲决,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朝廷虽尽力蠲赈,却无财力满足需要。黄河泛滥,殃及淮河,而与之相联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清史稿》,“河渠二”,卷127,3770页。,南北交通断绝,南方钱粮不能北运,国家财政大受其害。几个世纪以来,南方经济成为北方的依靠,所谓“天下财富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清世祖实录》,卷136,4页。。到清代,这一经济格局仍没有打破。由于黄河、淮河的水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的漕运受阻,农业的主要生产地区中原和江南广受其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圣祖已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亲政后,就把三藩的政治问题与河务、漕运的经济问题列为他优先解决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尽全力加以解决。很清楚,他把治黄与漕运提到治国、安定天下、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治河即治国,道理即在于此。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从开天辟地,她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我们的祖先生生息息,繁衍不止,最终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以博大的胸怀,汲取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汇成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向着四方,向着世界辐射,发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历代王朝皆仰赖她的滋补,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新篇章。
不容否认,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她带来的祸患,不知给历代造成多少灾难!她在上游地带,流经崇山峻岭之间,不能为大患。但一出龙门,至河南荥阳以东,地势平衍,水势顿减,流速缓慢,从西北黄土高原裹挟而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床积高,甚至高出地面,如河在天上!每当夏秋雨季,河水溢出,冲决堤岸,淹没大量农田,城乡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害。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历代为治理水患,前仆后继,已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先人治河的基本方法,就是加高增厚堤坝,堵塞决口,对于泥沙的淤积,则无能为力!黄河如一匹难驭的野马,随时奔流,屡次改变河道。到北宋熙宁年间,一次大水,使黄河改道,经江苏淮安府,与淮河汇流入海。
在黄、淮汇流处,又与运河相接。运河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人工水道,自北京至杭州,长达两千多里,成为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以后,南方经济已超过了北方,成了历代的财富之区。建都于北方的唐、宋、元及明、清历朝,京师所需都依赖南方的供应。运河一变而为隋以后各朝的生命线,把运河上的运输称为“漕运”。运河因与黄、准相连,也深受其水患之害。黄河东西流向,运河南北贯通,所以两河必然相交,不能回避,不能绕开,就利用黄河的一段,作为运河的运道。问题是,黄河发大水,不仅倒灌入淮河,使之泛滥为灾,而且又倒灌入运河,将其堤防冲坏,还把泥沙带入运河,致使河身变浅,而不能行船,运输便告中断。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2)
北宋建都于开封,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取自南方,黄河的运输已失去重要意义,运河成为他们的命脉。以明代为例,至成化八年(1472年),每年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供应京师,自此以后,即以此数为定额。《明史》,“食货三·漕运”,卷79,211页。清初,到康熙五年(1666年),“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运至京师。《清圣祖实录》,卷18,20~21页。以后,长期保持400万石的数额。如果漕运中断,京师百官及军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陷入饥荒。所以,黄河与运河息息相关,治黄就是保障漕运畅通。如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工部:“漕运关系国用,河道理宜严肃。”《清圣祖实录》,卷14,21页。次年正月,他对河道总督朱之锡说:“运河关系国家漕粮,”同时,也关系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8,3页。。治黄保运,实系国家治乱,不能不列为治国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明末崇祯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将近五十年间,黄河频频泛滥成灾,为害日益严重。《清史稿》认为,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率大军围汴梁(河南开封),决黄河水灌城。考之历史,李自成决河灌城,时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正值秋雨连绵,黄河水旺。开封在黄河南十里。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即挥军决开黄河大堤,汹涌的河水,“势如山岳”,咆哮奔入开封,从北门入,穿城东南门而出,流入涡水(即今涡河),水骤长二丈,士民淹死达数十万!一座繁华的大城完全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仅有数处城堞时隐时现。黄河旧道“清浅不盈尺”,难容滔滔洪水,河水便四处奔溢,将归德城(今河南商丘)断隔在黄河以北(决水前,在河之南岸),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亳州(今安徽亳县)以下皆被淹没。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李自成之乱”,卷78,1347~1348页。这次决黄河灌城,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连年战乱,黄河堤坝失修,自此以后,黄河“屡塞屡决”《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6页。。
入清后,自顺治元年(1644年)夏,黄河又回到李自成决堤前的故道,由开封北,蜿蜒东流,经安徽、江苏等省,与淮河汇,历云梯关(今江苏阜宁西北)入海。同年秋,在温县(今河南温县)决口;
顺治二年夏,考城(今河南兰考北)、王家园决口;七月,又决流通集,洪水涌入运河,运道淤塞;
三年,流通集堵塞,黄河下流,势湍激,由汶上(今山东汶上)决入蜀山湖(今山东济宁北);
五年,决兰阳(今河南兰考)……顺治时期黄河决口的记录,详见《清史稿》,“河渠一”,卷126,本书不一一列举。
经顺治之世,18年中,黄河几乎无年不决口!朝廷穷于应付,防不胜防。统一战争正在加紧进行中,朝廷实在拿不出经费,也难以调发流散的百姓,无力大治大修,不过是哪里决口,就在哪里整修一下而已,故水患无穷无尽。朝廷屡经讨论,建议不少,却不能实施。
圣祖即位后,河患有增无减。据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十五年,黄河决口达69次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卷3,1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平均每年高达4.6次!如,康熙六年(1667年),连续在桃园(今江苏泗阳)烟墩、萧县(今江苏萧县)石将军庙决口,继之,桃园黄家嘴已塞复决,其下游州县,“悉受水患”,尤其是连接运河的清河(今江苏清江市)全被洪水冲没。黄河下流被阻,洪水尽注洪泽湖,高邮(江苏高邮)水高几达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九年五月,一场暴风雨,黄河与淮河并涨,形成数千里奔悍而来的洪峰,撞击高堰石堤六十余段,冲决五丈余,高邮、射阳等湖受黄、淮洪水合力灌注,高堰几乎塌毁。正值西风鼓浪,洪水行若疾雷飞电,一泻万顷,江都(扬州)、高邮、宝应、泰州(均属今江苏)田地尽没,兴化(江苏兴化)以北,汪洋一片,看不见城郭室庐。以上详见《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8~3719页。洪水漫流,成一泽国。
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大雨连绵,久下不停。黄河暴涨,洪水冲入洪泽湖,防湖的高堰堤坝抵不住洪水的冲击,决口34处。漕堤崩溃,高邮的清水潭、陆漫沟大泽湾,共决口三百余丈,扬州地区都被淹没在浩大的洪水中,“漂溺无算”,同年,宿迁(今江苏宿迁)的白洋河、于家冈、清河的张家庄、王家营;安东(今江苏涟水)的刑家口、二铺口,以及山阴(江苏淮安)的罗家口等地皆决口。《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9~3720页。
从顺治到康熙十五年,33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甚至一年中决口数次。从受灾记录看,其决口多集中在洪泽湖以东,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处,具体说,就是扬州、淮安和徐州三府及其所属的高邮、宝应等七州县地区。因此,“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河)亦病。”《清史稿》,“河渠二”,运河,卷127,3770页。其“病”在“借黄济运”的180里水段不能通行,而临近黄、淮的运河段则被洪水吞没,运河堤被冲垮;洪水退后,留下大量泥沙,把运河淤浅,船不能行。黄河对漕运的危害至深,明以前,历代都没能解决这个困扰一千多年的大难题。清初有识之士,如水利专家靳辅充分认识到:“漕之患莫大于(黄)河。”《治河奏绩书》,“淮水”,卷1。朝廷也看出:“漕之通塞,视乎(黄)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23。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3)
面对黄河年年泛滥,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灾情,圣祖深为忧虑,多次制定修治计划,却不能实施,主要原因还是资金不足,百姓贫困,治河夫役难以征发。自明崇祯末以来,数十年间黄河年年决口,原有的水利设施差不多破坏殆尽,欲重新修治,工程浩大,费用甚巨。康熙十六年二月,据工部尚书冀如锡报告,经他查验,前定修治计划均未完工,因“钱粮不足”所致。他证实,黄河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黄河入海处)、北岸自清河至云梯关,及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古沟诸决口处,其余溃坏单薄之垣,都应修筑;清口一带,运河被黄河泥沙淤塞,极需疏通。朝廷诸臣在讨论了他的报告后,一致认为:“黄运两河,关系运道民生,自应修治。”但一落实修治计划时,都感叹:“所费浩繁,一时难以并举!”最后,量财而出,“酌量要紧处先行修筑。”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65,12~13页。
同年七月,新任命的河道总督(原任安徽巡抚)靳辅对修治黄河、运河提出了调查报告:“河道敝坏已极,修治刻不容缓!”他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