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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场实战演习，使蒙古感到鼓舞，也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亲眼看到了八旗军队的军威和不可战胜的气势，他们感到，只有依靠清朝中央政府才是他们生存、享受安乐的可靠保证！
五日，即会盟进入第五天，已临尾声。圣祖亲自视察迁来此地的喀尔喀营寨，对其穷困户，赏给银两和布疋。
这一天，圣祖还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派出600名兵士，由都统率领，前往土拉河地方，侦察额鲁特人的消息，将散落的人，予以收容；二是，派原任尚书阿喇尼等六名官员前往喀尔喀，编定各旗分佐领，具体划分游牧之地。解决这一实际问题，使喀尔喀人返回家园，生活有保障，也就安定下来，北疆形势才能真正稳定。
到了第七天，即五月七日，圣祖在大草原的行宫里，又处理了乌珠穆秦亲王苏达尼之妻顺附噶尔丹一案，经查属实，涉及十余人，当即作出决定，逐一定罪。接着，圣祖再次召见土谢图汗兄弟，赏赐食物、金盘、瓷碗及御用账房等物。
当天，圣祖起驾回京。会盟到此结束，这场富有历史意义的活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内蒙49旗大小王公贵族跪于路左侧，喀尔喀大小王公贵族跪于路右侧，向主持这次神圣的会盟的圣祖送别，当圣祖从他们中间经过时，两侧的人们“皆依恋不已，伏地流涕”。圣祖为之动容，也说出了充满感情的话：“朕欲携尔等至京师，路遥天暑，尔等生长北边，恐不习内地水土。朕再出边时，即召见尔等来见也。”
诸蒙古王公望着渐渐远去的车驾，仍不忍离去……
圣祖为此次成功的会盟都达到了目的，深为欣慰。在途中，有所感发，便对扈从诸臣说：“昔秦（始皇）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实录》，卷151，15~17页。
圣祖的话，说得多么深刻！他的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用思想、情感建起来的“长城”，即众志成城，是土石建的长城所无法比拟的。一个封建帝王具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生活在当代，也不能不表示钦佩、叹服。
第三部分西北扬威平叛（8）
圣祖何以将强悍的、几个世纪与中原为敌的蒙古人驯服？又何以将此远隔大漠以北混乱的喀尔喀人重新凝聚成一个整体？值得人们深思。在我们看来，他一靠正确的思想——“中外一体”，消除长城内外的民族之限，视为一家。如，明朝严内外之限，定华夷之分，修长城不止，同蒙古人的争斗竟与明朝相始终。清朝自努尔哈赤始，主要是太宗以来，就贯彻“中外一体”、“满汉一家”的思想，赢得了汉民族、蒙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拥护，故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二靠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予他们种种优待，多方怀柔，不遗余力。且以蒙古上层为主要对象，施以联姻、厚赏之策，如，会盟的几天，宴赏无虚日，喀尔喀感恩戴德；在他们遇到困难之际，不惜重金予以救济，扶弱除强，使清朝真正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对其内部纷争，公正而和平解决，令他们心服。在安抚、施恩的同时，对其顽固不驯而一再争取无效，则予以坚决打击，这就是临之以威，对噶尔丹就是如此，因而争取了大多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圣祖和他的先辈都是雄才大略，目光远大，胸怀宽广，才识超群，驾驭全局的君王，如一个技艺高超的驭手，善驾烈马，虽履险途，险象环生，仍能从容不迫，平安度过。因此，他们的才能同样赢得蒙古人的信服。如噶尔丹，才能非凡，技高诸蒙，但在圣祖面前，他是小巫见大巫，圣祖将他击败了，蒙古诸部谁不佩服呢！
多伦会盟，根治了喀尔喀的内乱，重新实现了团结，确立了清朝对他的统治地位，完成了太宗未竟之业，将这一广大领土置于清朝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真正实现了统一。这不仅有利于对噶尔丹的继续斗争，也为清朝的长治久安，为疆土的统一都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一切，是清朝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圣祖非凡的能力的又一次生动地体现。这一事件，无疑证明圣祖不愧为一代杰出的伟大人物！
多伦会盟解决了喀尔喀蒙古的问题，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噶尔丹作为一支分裂势力还存在，他不因乌兰布通的惨败而改弦更张。所以，圣祖仍然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此次会盟，解除了圣祖的北顾之忧，他可以专力于西北，从容地与噶尔丹周旋。
噶尔丹的确是个善于谋略，工于心计的才能卓异的人物，这在当时蒙古诸部中，称得上才冠群雄。他惨败后，曾发誓请降，绝不背叛清朝，还保持同清朝的臣属关系，对圣祖表示恭敬，甚至给圣祖上尊号。圣祖一向反对此类徒具虚名歌颂，何况由他请上尊号，圣祖自然拒绝。他自逃离内蒙，因后方及所留辎重物资已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夺取，人财尽失，有家难回；欲与内地贸易，经济关系也已断绝；其“人畜屡毙，劫掠无所获”，“困敝已极”《清圣祖实录》，卷150，11页。，其处境可想而知。但他还给圣祖上奏疏，陈述困难情况，请示圣祖“恩赐”银两，以活其部民《清圣祖实录》，卷149，23页。。此事是在会盟前提出来的，圣祖慨然应允，赏给千两白银，不久，又将扣留在归化城的商队1000余人归还给他。《清圣祖实录》，卷156，13页。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圣祖给噶尔丹发去一道敕书，向他陈说利害，促其认清形势，“如决计入降，益从优抚养，断不至失所。”在此之前，圣祖还给达赖喇嘛写去一封信，要他做噶尔丹的工作，劝他回归清朝。《清圣祖实录》，卷150，11~12页。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圣祖又向噶尔丹发出敕书，要求同他举行“会阅”，一切问题都可“面议”《清圣祖实录》，卷163，22页。……但噶尔丹阳奉阴违，对圣祖的一系列建议和友好的表示，置之不理，暗中仍在进行军事准备，幻想灭亡清朝。据他的亲信丹巴哈什哈披露：他曾说，将约同青海诸台吉及沙俄与他同攻中国。又暗中鼓动“回子”助他，“计得中国后立回子为中国主，彼（指噶尔丹）则取其赋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7，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噶尔丹不顾圣祖的苦苦劝告，仍然抱着灭亡清朝的政治野心，继续同沙俄勾结，双方使节频繁往来，密商合作事宜（中译本）沙斯季娜（前苏）：《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四章，162~165页。；散布他的反清书札，煽动叛乱；在蒙古草原到处流窜，继续侵掠喀尔喀，远至科尔沁部；派遣奸细，刺探清朝军情《清圣祖实录》，卷163，16~17页。。更为严重的是，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在哈密，噶尔丹派500余人将朝廷派去联络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马迪及其随从人员、连同他们的马、驼及行李抢掠一空……《清圣祖实录》，卷156，12~13页。
圣祖看到噶尔丹毫无悔改之意，其志在与清朝对立，“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域一日不靖。”《清圣祖实录》，卷169，4页。圣祖遂决策征剿。噶尔丹统率其部民来去不定，居无定所，故不易捕捉其行踪。经多方侦察，到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终于得到可靠消息：噶尔丹流窜到巴颜乌兰地方（克鲁伦河的源头）屯聚过冬。圣祖抓住这一时机，虽说已到严冬，仍决定三路进兵：
东一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东北三省兵，共6000人，加上厮役共1．2万人，担负迎击、阻其进兵的任务；
西一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统率归化与宁夏兵，计满汉官兵及厮役共计24 260余人，堵其归路；
中路为主力，由圣祖亲自统率，合官兵厮役，共计32 970人。
三路大军，加上预备军队，共动用十余万，火器大炮等尤其充足。圣祖意图，接受前次噶尔丹于乌兰布通溜走的教训，此举务期歼灭！“此寇一殄，则边尘荡涤，疆圉辑宁。内安外攘，实在此举。”《清圣祖实录》，卷171，10页。
经过数月的周密筹划和准备，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三十日，圣祖率中路大军自京师出征；西路军之一部孙思克所率一万兵马亦先于二月二十二日自宁夏起行，另一部由费扬古统领于二月十八日自归化城出征。《清圣祖实录》，卷171，4、19、22页。萨布素所率东路兵则迟于四月初六日起程。《清圣祖实录》，卷172，5页。
三路大军“皆赴瀚海而北，约期夹攻。”《圣武记》，卷3，118页。
第三部分西北扬威平叛（9）
圣祖率中路军先期逼近克鲁伦河。噶尔丹已成惊弓之鸟，突见清军自天而降，不禁大惊，连夜拔帐而逃，狂奔五昼夜，不意于五月十三日与西路军相遇于昭莫多（蒙语，“大树林”之意），今乌兰巴托南之宗莫德。噶尔丹尚有万余兵马，作困兽之斗，与清军展开一场血战。费扬古统率清军激战一日夜，至天亮结束战斗，“斩数千级，降三千，获马驼、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其妃阿奴被鸟枪击毙。噶尔丹仅率数骑又一次逃脱。《圣武记》，卷3，120页；又见《清圣祖实录》，卷173，26~27页；《东华录》，卷17，278页。参酌三种记载，个别略有差异。
六月，圣祖驾还京师，此役结束。
噶尔丹经昭莫多决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惨境，无处可归：伊犁旧部尽为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并，自阿尔泰以西皆非己有。因连年同清军争夺，精锐丧亡，牲畜皆尽；回部、青海、哈萨克皆叛他而去。所以，此当惨败之后，西归伊犁不得，不为其侄所容；欲南投西藏，以路遥难至；欲北投沙俄，而沙俄拒而不受；听说翁金河有清军余粮运回宁夏，遣兵劫掠，又被清军夹击而败；欲再掠喀尔喀，听说有戒备，亦不敢进犯；遣使入藏，也被清军俘获。《圣武记》，卷3，120~121页。现存兵不过千余人。《东华录》，卷17，279页。至九月，“四向已无去路，目下掘草根为食。”《清圣祖实录》，卷176，12页。
圣祖又向噶尔丹发出招降的谕旨，但他执迷不悟，不肯服输。圣祖认定：“此贼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清圣祖实录》，卷173，29页。圣祖返回京师后，给策妄阿拉布坦发去一道敕谕，明确地表明态度：“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以安厄鲁特蒙古之生。”受尽噶尔丹欺骗、反复无常，且历经远征之苦的圣祖，对他表示出内心的厌恶和痛恨，是理所当然的。他指使策妄擒拿噶尔丹来献，如“杀之，则以其首来。”《清圣祖实录》，卷175，16页。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圣祖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