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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本系一无赖出身，目不识丁，为人阴险毒辣；客氏淫荡而心狠，两人结为死党，狼狈为奸。他们每天都诱使熹宗嫖娼优，玩方伎，不理政务，而独操国家大权。《明史·魏忠贤传》；卷305，853页。他们为非作歹，凡不合己意者必排挤出朝廷，谁敢反对，必置于死地而后已。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主清流，终被魏、客残酷打击；又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兵败辽西广宁之机指天启元年（1621年）熊廷弼主持辽西军务，与广宁巡抚王化贞意见分歧，贻误军机，被后金打败，自退山海关。魏忠贤以熊不附己，即借口将熊处死。，谋兴大狱，不仅将其处死，还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位重臣也牵进“熊案”，置于狱中害死，尚书李宗延等五十余人皆被削职，逐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被魏排挤，告老还乡；敢于同后金战斗的名将袁崇焕也被迫辞职回家。昏庸的熹宗对魏、客言听计从，任其所为。魏客集团大施淫威，连民间偶语触犯他们的话，立遭逮捕，加以虐杀，甚至“剥皮割舌”。被杀的人“不可胜数”《明史·魏忠贤传》，卷305，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朝廷内外，皆为魏、客及同党所把持，正直大臣所存无几，敢怒不敢言。依附他们的人齐声称颂，纷纷在各地为魏建“生祠”，像神一样供奉。熹宗频频给他加官晋爵，封为“上公”。一个侍奉帝后的奴仆，竟权倾朝野，登峰造极！
国家政治生活暗无天日。
经济继续败坏，水旱频仍，黄河决口，百姓生活绝望。各地城乡民变、兵变、农民暴动不断发生，社会激烈动荡起来。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陕西流民揭竿而起，由此星星之火，不出几年，终于发展成燎原大火！
神宗晚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创建于今辽宁东部山区的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崛起，一跃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向明朝展开了猛烈攻击，相继夺取了抚顺、开原、铁岭等明朝边防重镇。熹宗即位后，后金又连夺沈阳、辽阳、广宁（辽宁北镇）及辽南至旅顺等地区。后金已占领辽东，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被视为京师的“左臂”——辽东，已为后金所截断，明朝的危机日益加深。
第一部分明末中国大势（4）
自万历中期，神宗已为明朝打开了死亡之门，而熹宗七年中，进一步推波助澜，局势迅速败坏，经济濒于崩溃；农民暴动、起义乱于内，地处东北的后金攻于外，终于形成全国规模的空前大动乱。明朝的灭亡，势所必然，只是时间问题。
明末社会的大动乱，究其根源，依然是根植于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由神宗、熹宗两朝播下的“乱机”，至崇祯朝发展成全国农民大起义，无疑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全面爆发，进而酿成公开的武装对抗，使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陷入周期性的危机。
17世纪的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向前发展中的封建大国。自朱元璋建国，到神宗、熹宗两朝，历二百多年，在政治制度上，已形成一套比历代更完善、更严密、更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体制，仍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历代不同的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这主要是在南方江浙地区已稀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显示出传统的封建结构已开始解体的迹象。无疑，它是从中国封建社会漫漫长夜中透露出来的一丝曙光。
但在西欧，这一曙光的出现比中国还要早些。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16世纪开始的”《资本论》，卷2，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而在中国，这个时期远没有到来。到17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的封建制度正处于迅速瓦解过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已临近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与此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是“萌芽”状态，它在高度封建专制与超经济的双重压制下，举步维艰，难以生长起来，因而无法形成政治上的独立势力。这就决定了17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的大动乱，其性质不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诸矛盾的冲突，无论是兵变、民变、农民暴动，直至发动大起义，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农民运动”，因而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始于万历中期至熹宗朝的社会动乱，将沿着封建社会的自身轨道继续向前发展，进入崇祯朝，大乱达于极点。所谓物极必反，乱极而治，预示着一个新的大治局面将要出现，尽管距离这个时代还很遥远，但迟早会到来的！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1）
继熹宗之后，崇祯登上了皇位。他的名字叫朱由俭，是短命皇帝光宗第五子，而熹宗是他的长兄。熹宗本来应有自己的儿女，但他的后妃一怀孕，就被他的奶妈客氏给秘密把胎打掉，所以，他无子继承自己的皇位《三朝野记》，卷四，“崇祯朝纪事”。，他年纪轻轻的，才24岁，就一命呜呼了。死前，只好把自己的弟弟信王由俭请出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由俭即位，选定“崇祯”为他的年号。
信王朱由俭在即位的喜庆之中，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他竟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而且弄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连他自己都死无葬身之地！
从他刚即位的举措来看，他的确是想重整朝纲，刷新政治。即位还不到一年，就针对魏忠贤、客氏集团采取措施，逐步削除其权力，下令派往各边镇监军的太监一律撤回皇宫。魏忠贤眼见大势已去，畏罪自缢而死《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崇祯元年（1628年）春，由俭为泄臣民之愤，命将魏忠贤和他的死党已故崔呈秀戮尸，以示严惩；将客氏“掠死，仍戮尸凌迟。”《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接着，魏客党羽纷纷被逮惩治，为被他们陷害致死的文臣武将及其株连的家属千百人平反冤狱，恢复名誉，厚加抚恤。同时，起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大臣，参谋机务……
朱由俭即位初政，刈除奸恶，殚心治理，给人以万象更新之感。朝野上下抱以期待的心情，想望局势好转，社会安定。可惜，“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尤其是天不作美，旱灾频仍，到处闹饥荒，民饥兵馁，所谓“兵荒四告，流寇蔓延”，兵变、暴动、起义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更有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步步进逼，真是天灾人祸，兵连祸结，“遂至溃烂而莫可救”《明史·庄烈帝纪》，卷24。。这的确是朱由俭的不幸。命运注定他与明朝共同覆没！
明末天下大乱，首先从陕西开始。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延安府地区，一年中没下过一滴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百姓争抢采摘山间蓬草而食。十月以后，蓬草已尽，便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吃尽，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块性冷味腥，吃一点就饱了，过了几天，腹胀下坠而死。一些百姓不甘心饿死，开始相聚为“盗”，劫掠富户。他们说：“死于饥饿，与死于盗是一样的，与其坐而饿死，何不为盗而死，还做个饱死鬼呢！”在安塞地方，情况更惨。在城西堆放粪土的地方，每天总有一两个弃婴，至次日晨，所弃之婴踪影皆无。更奇怪的是，小孩或独行的人一出城外，就再也不见人影了。原来，那些弃婴或丢失的人，都被饥民杀死，煮人肉当饭吃，人骨当柴烧。吃了人肉的人，过了几天，面目红肿，内发燥热，很快也死了。于是，死的人到处都是，臭气熏天。在县城外挖掘大坑，每坑可容数百具尸体，用以掩埋遗骸。在这种悲惨境况下，当地官府还是催要租粮，仅存下来的人，只有一逃而已。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驻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官兵已缺粮36个月！百姓家中空空如也，家无粒米，野无青草，米价腾贵，“军民交困”，所以“穷极思乱，大盗蜂起，劫杀之变，在在先闻”。百姓为“盗”，与逃兵互相煽动，千百成群，“横行于西安境内”；在耀州、泾阳、三原、富平、淳化、韩城、浦城之间，“所过放火杀人，劫财掠富，庐舍成墟，鸡犬一空。”经天启至崇祯初，仅数年间，已“养成燎原之势”《明季北略》，卷5，“南居益请发军饷”。。
在当时朝廷大臣的许多奏疏中，都真实地描绘出陕西连年饥荒、人吃人的可怕景象。就在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延安所属府谷人王嘉胤公开号召，举行起义，饥民、叛卒、逃卒、难民、盗贼争先参加，迅速扩展，起义、暴动遍陕西，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天下大乱“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明季北略》，卷4，“钱文俊激变”。
据官方记载，崇祯元年以后，二年、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共十年中，山西、陕西持续大旱，蝗虫遍地，地里颗粒无收，农民饥饿无食，疯狂地人吃人！与此同时，河南、山东、南京、北京地区、浙江、湖广（湖南）、宁夏等地也连续大旱，蝗虫猖獗，农民非死即逃。个别地方还闹水灾瘟疫、发生地震，死者累累，生计断绝。
崇祯时期闹饥荒，持续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陕西、山西等省的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向他省谋生，于是，便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流民”，造成社会的巨大震荡。但全国遍闹饥荒，何处可以栖身饣胡口？在他们绝望后，便铤而走险，毅然加入起义，于死中求生！
经年的自然灾害正在摧毁明末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在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已呈崩溃状态。天灾就像恶魔一样，无情地吞噬着崇祯政权。
天灾伴着“人祸”，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明末最严重的“人祸”，莫过于党争。所谓党争，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始自明中叶，渐趋激烈，至万历、天启两朝达到了高潮。朱由俭即位初，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党争稍息。但很快党争复燃，愈演愈烈。身处最高统治地位的由俭为其蒙蔽，不辨是非，刚愎自用，辞退正直之士，滥杀无辜，朝政异常黑暗。党争仍然在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进行。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2）
历代所用太监，不过是照料帝后妃日常生活，洒扫庭院而已，足不出宫，各司其职。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家的奴仆，是不可参与国家政事的。由俭一即位，就下令革除前朝重用太监于军政的弊病。不料，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便一改初衷，开始重新起任太监，担任国家军政与财政等各个方面的要职。据载，这一年，他命太监曹化淳提督南京织造、提督东厂，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命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