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僬峦猓┌菘透跋湛巍！保ㄇ澹└８瘢骸恫栌嗫突啊罚�2，79页。两相比较，如出一辙！
明末行“加派”的虐政，闹得民不聊生。清一入关，即宣布革除“加派”。但地方官吏只当耳旁风，照旧于正额之外，另加派赋税。如天津总督骆养性所奏：“年来加派繁多，小民已苦不给，加之墨吏苛求，瞒官作弊，正额之外，重加火耗……民无聊生之日，皆由吏胥为奸，有司不查，竟至骨枯髓竭，不餍不已，而小民怨苦莫诉，甘心从盗，职此故也。”多尔衮批示：“前有旨，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如果“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罪。”《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08页。
观历代亡国，各级官吏贪污行贿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如到了“无官不贪”之日，其政权亦到了行将垮台之时。清初，乘内战混乱之机，无人督察或监察不严，一些官员即从中捞钱，揣入自己的腰包。贪污者如蛀虫，破坏着国家的经济。清初入关，陆续派员分到已占地区为官。于是，贪污者不计后果，大发国难财，纳贿随之而来。
第二部分严厉整饬吏治（2）
吏科给事中林起龙痛陈时弊：“今贪官污吏遍天下，虽有参劾，不过十分之一，其他弊端较之明季更甚！”林起龙：《严贪吏以肃官方疏》，载《皇清奏议》，卷7。这不仅是对清入关初政治状况的概括，也是对顺治亲政时期的正确总结，表明清承明弊，积习难改，吏治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无论多尔衮主政之时，还是顺治亲政时期，始终把澄清吏治列为治理的重点。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朝廷中很多人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对多尔衮从严整饬吏治，尤其是严惩贪官污吏持不同意见。顺治元年十一月，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等一批人上疏，主张实行“宽大”政策，不宜“用严”。他们说：“开国之初，宜从宽大。古称：礼不下庶人，而刑不上大夫。明乎优臣工，所以尊朝廷也。若名在卿贰之列，而束缚系绁，下同徒隶，罪止铢两之微，而性命鸿毛，弃如草芥，人孰肯以性命易功名。夫严刑不足以防奸，而宽大固可以得众。”
龚鼎孳等人的说法十分荒谬。他用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陈旧教条，为犯赃官员开脱，无视明末以来吏治败坏招致亡国的严酷现实，根本不考虑贪官污吏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却珍惜他们的名誉受到的损害，把他们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完全颠倒了本末。声称严刑不足以防奸，惟有宽大才可以得到他们的欢心，至于是否得百姓之心，却无关紧要。精明的多尔衮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意，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当即挥笔批示：“贪官必诛，屡旨甚明，何必论赃多少。以后各官著用心砥砺，朝廷自有优礼。”《清世祖实录》，卷11，10~12页。又一次表明他同贪官斗争的坚定决心和原则立场。
多尔衮惩贪的原则是，不论贪赃多少，一经发现，审讯事实无误，就判死刑。入关后，他发布《谕军民人等令旨》，其中规定：如有官吏作弊，私自暗中加派税额，“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如知情不检举者，即以同罪并罚。他要求各级官吏对各部门各管辖“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贿之事，要“朝闻夕奏”，不得稍有拖延。《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90页。多尔衮特别警惕入关后归降的大批原明将吏故态复萌，不改旧习，对他们定出一条约规：降前诸多不法事，“不必苛求”，但“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清世祖实录》，卷5，19页。
世祖迁入北京后，重新即位，于顺治元年十月十日颁发即位诏书，其中尤其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写道：“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倖进，无功冒赏，臣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清世祖实录》，卷9，12页。这段话说得很精辟，不仅是对明末也是对历代亡国教训的深刻总结。世祖能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它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世祖才六岁，还是个刚懂事的孩子，不会懂得人生，更不懂政治，不过是多尔衮用他的名义颁发诏书，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他借颁发诏书的机会，重申关于吏治的严格要求：自顺治元年五月一日即清军进入北京之日起，凡在京中的中央各部官吏、外任的巡抚、按察、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军官，以及下至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等差役官，如犯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清世祖实录》，卷9，12页。历代惟以犯“十恶”之一者不予赦免，而清朝统治集团把贪官污吏也打入不在赦免之列，就是说不论国家或皇帝遇有何种庆典可以赦免一批轻重罪犯，但犯有“十恶”之人和贪官污吏，不准减刑，更不能赦免释放，仍照原判死刑处理。不过，这一规定也因时而变。顺治五年（1650年）十一月，世祖给先祖上尊号，“大赦天下”，内中对“大贪，罪应致死者，只赦免死刑，但赃物全部追回，本人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卷41，13页。。也算网开一面，给生路，但永远不得再起用。
以后，在以世祖的名义发出的谕旨中，又屡次重申即位诏书中有关吏治的原则规定。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在专颁给陕西等省的“恩诏”中，为惩贪专列一条，痛斥“官吏贪赃，最为民害”，规定自本年二月一日起，省内一切大小官吏，“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俱治以死罪。”《清世祖实录》，卷15，19页。克取云南后，世祖向河南、江南等省颁发大赦诏书，规定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当地所有大小官吏犯有贪赃枉法之事，“俱计赃论罪，重者处死。”《清世祖实录》，卷17，17页。官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送礼，馈赠钱物，也在严禁之列。明末官场恶习，“迎送往来，交际馈遗”，以地方巡抚、按察等大员为尤甚。多尔衮等主政者对此深恶痛绝，发出了“实为可恨”的切齿声，遂屡次下令禁止此种歪风滋长蔓延。规定抚按官员“除文移会稿外，不许交相馈送”，于俸禄之外，多取“便是贪赃。”《清世祖实录》，卷15，25页；卷17，23页。
第二部分严厉整饬吏治（3）
以多尔衮为首的统治集团严格其所制定的惩贪法律规定，毫不留情。顺治二年初，宣府（今河北宣化）巡抚李发现赤城道（今属河北境内）官员朱寿錅贪赃枉法，予以揭发。朱十分恐惧，指使自己的儿子去找英亲王阿济格的心腹绰书泰拉关系，通过他再找阿济格向朝廷求情，以便躲过法律的制裁。阿济格受人之托，就给李写信，让他不要给朱寿錅治罪。在阿济格率大军出师宣府地区时，他又召见李，当面袒护朱寿錅，担保他是忠良之人，应予宽大。李不畏权势，当即拒绝，说：朱寿錅是皇上钦定的重犯，倘随便释放，对王会不利吧？在场的绰书泰指责李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甚至说，你为什么不怕英亲王，反而怕小皇帝呢？一个下级官员依仗阿济格的势力，竟口出狂言，目无王法，亦见当时官风恶劣到何种程度！李面对威胁，不为所动，拂袖而去。阿济格不甘心，又指使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强迫李放过朱寿錅。李坚决拒绝。此事报到朝廷，多尔衮下令内院等衙门共同审理此案，情况属实，判处朱寿錅、绰书泰及其第四子死刑，陈尸示众，没收其全部家产；总兵刘芳名被革职。《清世祖实录》，卷13，2页。
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一些官员仍充耳不闻，仍然肆行贪赃，不惜以身试法。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全国各地官员应诏赴京觐见皇帝，世祖对他们进行训示，专就吏治谈到了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天下人民困苦极矣”，本希望君臣“共图治平”，但过去了四年，“奈明季之积弊难除，颓风犹煽，有司则贪婪成习，民之疾痛谁怜？司道则贿赂熏心，属吏之贞邪莫辨”。百姓流离颠连，不见哪一方官员去招抚；地方治安不好，不见谁去消除。朝廷之德意屡下，而地方却不贯彻，依然故我，只是“优游日月”，寻机升官。种种不法事，虽间有纠参，又往往使奸猾之官以贿赂手段打通关系，因而逍遥法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此，“朕甚愤之”。他又重申“贪酷重惩”的原则规定，如有人“藉法行私”，“剥下媚上，巧文欺谩，庇罪保奸”，依然重蹈旧习，国法俱在，“必不尔贷”！《清世祖实录》，卷30，21~22页。
皇帝的劝诫、警告，都无法改变贪官的本性，甚至朝廷制定了惩贪的律令，也不能使他们感到惧怕，有所收敛。朝廷说到做到，向他们挥起了法律的利剑，毫不留情地严打不贷。这里，仅举几例：
顺治五年三月，甘肃巡按许弘祚，因私自赠送骆驼、账房给固山贝子满达海之事被揭发，许弘祚被革职，收受礼物的满达海也受到应有的处分，所得骆驼等礼品被没收。《清世祖实录》，卷37，19页。巡按是当时省级高官之一，许弘祚给皇室满达海送礼，显然是拉关系，谋求高升。其过失远不至死，但处以革职也是相当重的。
顺治六年二月，揭发汉羌总兵尤可望犯有多种罪行，如史书所列：“冒饷科罚、闻警规避、妄杀兵丁、擅造龙旗、窝藏伪官、奸淫良妇”等罪。总兵一职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从所列罪行来看，真是无恶不作，简直是无法无天！其罪以贪污军队粮饷列首位，亦看出当时打击的重点是以反贪污为内容的要案。毫无疑问，尤可望被判死刑，绑赴法场斩首。《清世祖实录》，卷42，22页。
同年八月，福建巡按周世科以“贪婪无忌，屡用非刑杀人，罪在不赦”被处死。法司拟按律令将他“凌迟”处死，其妻及子女、家产都没收入官。朝廷格外开恩，将“凌迟”改为斩首。《清世祖实录》，卷45，11~12页。据记载，周世科穷凶极恶，手段极其残忍。他指使爪牙，凡城外被准进城的，都被诬为“贼”，抓起来，施以酷刑。其方法是，将人置于一张门板上，四肢伸开，用钉子钉住；一种是，在地上竖一根木头，将人从“后股串入，旋转作磨，谓穿心磨。”还有，活剥人皮，用火炬烧其阴部，等等。遭此刑的人，发出惨叫声，令人不寒而慄，很快被活活折磨而死。每天，周世科都用这些灭绝人性的刑法杀人！周某开“妄告之令”，地方上的无赖受其鼓励，横行于“乡绅大室”，像松江府知府陈亨、户部主事林宏衍都被诬告，或被责打十五大板，或被“锁链到官”，有的肯出钱行贿，就获免罪的优待。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载《清史资料》第一辑。周某残暴不法，激怒了福建各阶层百姓，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揭发出他的大量罪行。此事报到多尔衮处，批示先革职，再进行审问定罪。直到顺治六年，才将周及其他四个贪官污吏就地斩首，才平息了福建百姓的愤怒。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乖》，载《清史资料》第一辑。类似的事例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