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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人迹”。《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同①。此种情景惨不忍睹。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7)
从公元189年八月董卓带兵入洛,到公元198年四月李傕覆灭,凉州兵团在汉末历史舞台活跃了整整十年,给神州大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长安、洛阳这两座城市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经营,无论经济文化,还是城市规模和手工业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董卓、李傕之乱使昔日繁华的帝京一朝化为“断墙残垣”、“无复人迹”,这就不仅是战争动乱时期不可避免的破坏,而且是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的野兽行径。此风一开,影响极其恶劣。曹操虽然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但他以儒雅文士自诩,其诗文堪称一流,曹操父子甚至还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但曹操为父报仇,在攻打徐州时,居然杀死十数万徐州无辜百姓,一时间“泗水为之不流”。《三国志》卷八《陶谦传》。曹操征战,凡遇顽强抵抗,就残酷地整座整座地屠城。建安三年“九月,公东征(吕)布。冬十月,屠彭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河北平定后,曹仁率军包围壶关,“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曹操部将夏侯渊“攻兴国,屠之”同②。。曹操还下令“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建安十三年,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征讨江夏太守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曹操、孙权如此野蛮,如此滥杀无辜,这大大有悖于汉族的高度文明,然而这种现象为何在汉魏之际竟频频出现,我认为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关,凉州军阀是始作俑者,其罪不可逭也。
东汉时已经用纸,但造纸术还不发达,不知书的凉州兵又把珍贵的简策帛书付之一炬,使两汉灿烂文化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凉州将领的另一特点就是性多疑忌。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员大将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很快攻克了长安,诛杀了王允,重新掌控了朝廷中枢。但为时不久,即遭覆灭。其败亡之因颇值得研究。前文已述,凉州兵极具战斗力,靠外部力量是很难将其打垮的。李傕、郭汜统率的凉州兵团主要毁之于持续不断的内讧。其因乃凉州将领性多猜忌,李傕在把持朝政后,很快就与樊稠发生冲突。马腾、韩遂攻长安不克,败退,樊稠在追赶中,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放走了韩遂。然而此事被李傕之侄李利获知,“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与坐杀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樊稠被杀后,四大将中的张济驻军于弘农。朝中执掌大权的唯有李傕与郭汜。但不久,“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李傕与郭汜为何会“相疑”呢?《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李、郭两人,一人劫持天子,一人劫持公卿,大战长安城中,直杀得凉州兵团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最后,郭汜为部将所杀,张济出关攻穰城,战死。建安三年,段煨奉朝命讨灭李傕。自此,董卓、李傕这一派系的凉州兵团遂告覆灭。
马腾、韩遂属于另一派系的凉州兵团,但其内部亦是矛盾重重。马腾与韩遂先是“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建安之初,在司隶校尉钟繇的调解下,双方的冲突方才告一段落。
建安十三年,朝廷征马腾入京师,拜为卫尉。马超之弟马休与马铁分别被封为奉车都尉和铁骑都尉,其家属全部迁徙邺城。马超被拜为偏将军,统率留在关西的马腾部众。然而在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老父马腾及亲兄弟马休、马铁等家属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悍然起兵作反。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当然是导致“腾坐夷三族”,且不说君主专制社会株连制度和夷三族的做法对不对,只是就当时情况而论,曹操为了避免诸侯豪强割据,要各地诸侯抵押人质的措施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而马超在曹操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利举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疑(钟)繇欲自袭”这样子虚乌有的事,就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实在是极不明智的举动。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8)
曹操能够击败马超,并非操军实力强于西凉军,而是曹操利用了马超性格多疑的弱点,用了离间妙计。《三国志·武帝纪》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曹操用计的情节:“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这时曹操突然发起总攻。由于马超、韩遂有了隔阂,互相防范,不能合力形成拳头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三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轻狡反覆”的人物当然是吕布。《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斥其为“三姓家奴”,然而,凉州兵团中也不乏反复无常之徒。其中以马超、张绣最为突出。
马超失败,被逐出凉州,即赴汉中依附张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马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来投,张鲁是重视的,并欲以女嫁之。但马超遭到张鲁手下的攻击,认为马超“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即暗示马超连自己家属的安危都不顾,也就完全有可能背叛张鲁。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典略》又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地离开汉中,而是其背叛张鲁的阴谋已经败露,这才匆匆出逃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另一条史料佐证。“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超仓皇出逃时,连自己的小妾和儿子都来不及带走,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张鲁当时因考虑到马超可能的报复,故没有对马超的家属予以惩治。等到曹操攻下汉中,张鲁投靠曹操时,张鲁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故手刃超子马秋。为何张鲁对马超充满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本人而报于其子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结果。
马超入蜀,刘备处于一种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要利用马超“深得羌、胡心”的优势,作为夺取凉州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马超“勇而不仁”,“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故刘备对马超采取的是予以高官厚禄,而不予重用的策略。马超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是“羁旅归国”,故“常怀危惧”。
然而马超以往反复无常的经历,仍然被人所利用。《三国志·彭羕传》说:“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所谓“老革荒悖”,裴松之注曰:“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从彭羕和马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都对刘备不满,彭羕甚至骂刘备为“老革”,同时也说明二人在背后议论,并不仅仅是这一次,而是经常的,“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直到彭羕提出谋反,让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在内运筹帷幄,夺取刘备的天下。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羕辞”,抢先告了彭羕一状,为自己开脱。为何马超这次没有跟随彭羕反叛刘备呢?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前两次反叛曹操、反叛张鲁,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除爱妾董氏被人霸占,幼子马秋被张鲁杀死外,其“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这个“背父叛君,强而无义”的西凉大将直至其晚年才表现出思维的清醒和理智,故最终得以善终。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9)
董卓所部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傕、郭汜、樊稠一一败亡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的就食问题战死于穰城,其侄张绣统率余部,并顺势依附于荆州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但不久即叛,不仅重创曹军,且杀死了曹操的儿子、侄子和爱将典韦。张绣之所以叛变,是因为曹操好色,“纳济妻(张绣之婶)”,使张绣感到耻辱,故不惜与操翻脸。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的关键时刻,张绣竟然再次投降了曹操,而这次降曹是他手下谋士贾诩出的主意。贾诩的理由是“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而“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一番话说得张绣心悦诚服,于是“率众归太祖”。《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张绣、贾诩等人叛曹又降曹的举动虽然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毕竟与他们身上固有的凉州羌胡习气有关。羌人的那种“叛服无常”的习性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叛服无常”者终究难有好的下场。张绣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后又“破袁谭于南皮”《三国志》卷八《张绣传》。。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诸将封未有满千户”的情况下,曹操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算是对其最高的赏赐。然而,两年之后,在曹操率兵征讨乌桓途中,曹丕却对张绣言道:“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三国志》卷八《张绣传》注引《魏略》。张绣知道,此事的幕后指挥者是曹操,胜利后的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