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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谏饰非，轻慢谋士曹操在提出“唯才是举”政策的同时，常有拒谏饰非、轻慢贤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之举。特别在他平定河北、消灭袁绍后，更是骄横狂妄，自封为“天下英雄”《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之概。以致在和孙权、刘备等人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
赤壁之战前，曹操错误估计了战争形势，他把孙权、刘备看做袁绍、袁术、刘表、吕布之徒，把诸葛亮、周瑜、鲁肃当做审配、逢纪之辈，又不正视南方的自然条件、生活习惯，企图以新收的刘表狐疑之众和疲惫不堪的北方之卒一举荡平江南，统一中国。谋士贾诩根据客观情况，向操劝谏道：“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三国志》卷十《贾诩传》。他认为当时统一全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要曹操暂且按兵不动，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待机破敌。然而这一远见卓识，却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曹操置之不理。
曹操倚仗自己兵多将广，欲施当年借公孙康之刀杀袁尚、袁熙之故伎，迫使孙权杀刘备投降。程昱分析形势，认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对程昱的判断，曹操不以为然，作书恫吓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不出程昱所料，曹操此举反而促成孙权与刘备的联盟抗曹。“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由于曹操不听谋臣劝谏，在军事战略上造成一系列的失误。结果火烧赤壁，“困于周郎”苏东坡：《前赤壁赋》。，遭到惨败。然而操并不引咎自责，他反而旁敲侧击地谴责众谋士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注引《魏书》。其实郭嘉即使在世，其奇计良谋能否为操所纳，亦很难说，因操此时位尊权重，已不像初期那样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了。
公元211年，曹操统率人马攻马超于潼关。谋士们都认为“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当也”。但操却不以为然，以为“战在我，非在贼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似乎这次战争的主动权全由他掌握了。结果全军溃败，自己也险些丧命长矛之下。事后他不但不承认其战术之错误，反而在众将面前自我解嘲道：“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一些贤士本准备归附曹操，亦因操骄矜自伐，轻视人才，结果反把他们推向敌方。如益州牧刘璋的使者张松原打算把西蜀献给曹操，但由于曹操对张松简慢无礼，“松还，疵毁曹公，劝（刘）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结果刘璋转与刘备相结，使得曹操丧失了唾手可得的益州。无怪习凿齿在评论曹操拒纳贤士张松时指出：“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注引《汉晋春秋》。
东汉末，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是魏、蜀必争之地。公元215年，曹操率大军平张鲁，定汉中，因而使“蜀人望风，破胆失守”。当时刘备得蜀日浅，蜀人尚未归附，而又惧曹兵来临，一日发生几十次骚动，刘备斩之，亦不能安定。刘晔献策道：“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司马懿亦力劝曹操：“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晋书》卷一《宣帝纪》。然而曹操既不接受这一建议，又不慎选良将固守汉中，作日后图蜀之准备，竟用“但知任勇”、不能“行之以智计”的夏侯渊为征西将军《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委以镇守汉中之重任，结果为刘备所乘，拱手将汉中送予刘备。故裴松之言：“（曹操）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2）
曹操在军事中屡遭挫折，不但不自省，反而斥责谋臣：“频年以来，不闻嘉谋。”《曹操集·求言令》。其实并非谋士没有奇策良谋，而是曹操骄矜自信，轻视人才，使良谋奇策无所用也。
2。嫉才害贤，剪除功臣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政策，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在其起兵之后，贤才奇士争奔归附。但在曹操统治地位确立之后，他就开始嫉才害贤，甚至采取血腥的屠杀手段，在他的屠刀下，许多士人惨遭杀戮。综合被害士人，大致可分三类。
其一，通过暗杀或罗织罪名以剪除功臣。
荀彧是曹操打天下最得力的谋臣之一。曹操出外征讨，常以荀彧主持中枢大政，做到足食足兵。官渡决战，曹操粮尽欲退，独彧献奇策，使曹军转败为胜，大破袁绍。故曹操赞叹他是“谋殊功异”、“略不世出”、“吾之子房也”。建安十八年，董昭等拟劝曹操进爵魏公，受九锡，就商于荀彧，荀彧认为现实政治对曹操称公很不利，主张暂时维持东汉朝廷。但曹操此时功业日隆，想取汉而代之。荀彧的反面意见使他“心不能平”，曹操南征孙权，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荀彧终被置于死地。
娄圭（字子伯）年轻时和曹操交厚，“后归曹公，遂为所用，军国大计常与焉，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遂进兵。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吴书》。后来娄圭只因跟随曹操父子出游时，看到曹操车马仪仗甚隆，故讲了一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的戏言，曹操“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许攸本为袁绍谋士，官渡之役，弃袁归曹，并献袭乌巢粮仓之奇策，助操破绍，“得冀州”。然“许攸自持勋劳”，不拘小节。“时与太祖相戏”，曹操就“内嫌之”，加上人进谗言，“遂见收之”。同上。
杨修为人“谦恭才博”，他任曹操主簿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称得上是曹操的左右手。后仅因和曹植关系较好，就被操以“交关诸侯”罪收杀之。《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传》注引《典略》。再如崔琰为曹操典选举，“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这位“伯乐”在和杨训通书信时，写了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其“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对曹操并无不恭之意，然曹操却大发雷霆，认为“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曹操遂下《赐死崔琰令》，理由是“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故陈寿叹惜道：“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
其二，诛戮恃才不羁与不愿为己服务的士人。
陈留人边让，“素有才名”，曾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著名学者蔡邕、孔融、王朗等对其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太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史载他“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后汉书》卷八十下《边让传》。，遂成了曹操开刀的第一个名士。北海相孔融名噪当时，因其“好士”，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曹操专横跋扈惯了，岂能容忍“处士横议”，便以“大逆不道”之罪，把孔融杀了。祢衡才气横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操遂用借刀之计，把他放逐于刘表处，为表将黄祖所杀。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3）
名医华佗医术超群，“太祖闻而招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后由于华佗不愿在曹操左右长期充当侍医，遂“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曹操一再派人传令追逼，仍遭华佗拒绝。曹操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假”，便将其逮捕治罪。结果查得华佗确系推托。曹操遂将华佗“传付许狱，考验首服”。大臣荀彧认为华佗是一代名医，世罕其匹，故向曹操求情道：“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但曹操仍坚持要将华佗处死，他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华佗临刑前，将“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华佗被曹操杀死后，他的医术也就此失传。可见，曹操对中国古代医学的摧残。
其三，屡兴大狱，滥杀大批无辜士人。
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因反对曹操而被诛。但曹操并不就此罢休，欲趁机树威，杀戮大批士人。操下令“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大狱，株连被戮者达一千余家，其中功臣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次大狱中被杀。
有些贤士虽没有被曹操所杀，但亦被操借法所废，终身禁锢。如毛玠对崔琰之冤有些不满，发了“使天不雨盖此也”的牢骚，结果“太祖大怒，收玠付狱”。《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又如杨彪为人“海内所瞻”，“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幸孔融不避斧钺，与曹操理论，“操不得已，遂理出彪”，然彪出狱后即被免官，还殃及宗族子孙，“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