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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说，并非只为探讨哲理，更重要的是为了整饬伦理纲常、强化礼教，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熹把三纲五常抬高到世界观的高度而称之为“天理”
，使其成为“天下公共之理”
，这样一来，伦理纲常就被哲学化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宇宙法则，人、物、禽、兽都无法逃于伦理纲常之外。 但是，朱熹这样做并没有能够稳定封建秩序。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状况，说明外在的伦理纲常无法维系住人心。 于是，王阳明把伦理标准从心外移植到心内，转化为吾心之“良知”。
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妄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①他想把“良知”作为销毁人民“邪思妄念”的熔炉，导人改“邪”归“正”的灵丹妙药，政治目的与朱熹并无两样。（三）理学与心学都为人们“开辟”了通向圣贤之路。 朱熹鼓励人们“勇猛直前”
、“用功克治”
，愚可以变成智、不肖可以转化为圣贤；王阳明则强调人人心中有仲尼，只需去掉“私欲”
，放弃个人利益，就可以成圣成贤了。 二者论旨亦同。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程朱陆王思想都有许多共同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宋明理学，应该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①《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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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哲学的知行观
知行关系问题，即人类自身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改造自然、社会这两种能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上无数哲人志士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各自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彼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大体上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由此，知行问题构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总结、探索我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对于科学评价和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促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朱熹的“知先行后”说
哲学认识史发展到宋代，知行的难易讨论转变为孰先孰后的讨论，对这方面讨论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朱熹。 从下面引文可以窥见其知行观的特色：
“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
①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
①《文集》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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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①
“先知得，方行得。 所以《大学》先说致知。”
②
这里，总括起来有三个论点：一是以知行先后论，为知先行后；二是以知行轻重论，为重行轻知；三是以知行相须论，以知来指导行，因行来启发知。 下面对这三个论点依次分述。（一）知先行后论朱熹体系中的“知”
，是指对封建伦理的认识，“行”即按照封建伦理的标准来践履、行动。 朱熹知行观的基本思想是把知行分成两载，坚持知先行后。 如他为白鹿洞书院所制定的学规，就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③的进行程序，认为只有“知得方行得”
，“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②。 反之，“义理不③明，如何践履？”
“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
④
因此，朱熹批评那些“只教人践履”的人说：“而今人只管说治心修身，若不见这个理，心是如何地治？
身是如何地修？“
⑤
在朱熹看来，如果只教人“笃行”
，不教人明“义理”
，“笃行”就没有目的，也就不成其为笃行。 所以，朱熹强调“万事皆在穷理后。 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①《语类》卷九、卷一四。②《语类》卷一四。③《文集》卷七四。②③④⑤⑥ 《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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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⑥。 这里，朱熹强调“知”对“行”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问题是知从何来？是从天上掉下来吗？不是的！一切知识（包括理论体系）
，都是来源于行。 就拿朱熹所强调的“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这个例子来说，人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当然要认识去这个地方的路，如果不认识路，盲目地行走，是不可能达到目的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对去某一个地方的路研究一番，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去某一地方的路又从何得知呢？还不是从行中来的？所以，从认识过程的总体来看，应是行先知后，而不是知先行后。 朱熹颠倒了知与行的顺序。（二） 行重知轻论朱熹为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对封建道德的践履。 但朱熹既主张“知为先”
，何以又提出“行为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所以，先有知而后有行；另方面他虽然强调认识封建道德伦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按这种伦理道德去“行”
，从社会效果看还是“行为重”。依据是：第一，行能生知。 他说：“须要实去验而行之方知”
①，人们要知道果子的味道，“须是与他嚼破，使见滋味”
，不然的话，无法知道“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
②。 这是说，对果子的认识，要在品尝果子的践行中产生；第二，行能使知深化。 朱熹说：“知
①《语类》卷三五。②《语类》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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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①意为知得越明白，则行得越确实；行得越确实，则知得也越明白。 这说明知和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又说：“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
④就是说，人们从间接得到的知识，而未达于行动，这种知识还停留于肤浅的水平。 所以，朱熹强调“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⑤。这表明，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行可以使知深化；第三，行是知的目的。朱熹要用封建道德伦理控制人们的思想，就要求付诸行动。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
⑥又说：“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
⑦这是说，“知”就要“行”
，而行则是知的目的；第四，行是检验知的标准。 朱熹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
⑧
这里所说的“真知”
，乃是指“心”与“理”在自身合二为一。这种“真知”
，在朱熹看来，还需通过知和行的统一来验证。比方说，在道德伦理领域内，一个人对于善是真知还是假知，要看其行不行，如果知善而不行善，则不为真知善，所以真知善，还需要行善来验证。 朱熹还引用《尚书》“知易行难”
说来佐证“行重知轻”说。 他说：“《书》曰：‘知之非艰，行
①《语类》卷六四。④⑤ 《语类》卷九。⑥《答曹元可》《文集》卷五九。⑦《答郭希吕》《文集》卷五四。⑧《语类》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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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
①如孔子用两天讲完的知识，而他的七十弟子花数年时间也未能做好，究其原因，知是容易的，行是困难的，所以“行重知轻”。朱熹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论述“行为重”的命题，在认识史上是有价值的。（三）知行相须论朱熹曾经把知和行的关系比作眼睛和脚的关系。 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②“相须”
，就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有了眼睛而没有脚，人不能走路；有了脚而没有眼睛，人看不见路。所以，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表述虽然过于简单，却表达了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接着，朱熹又提出，知和行还存在“互发”
，即互相促进的关系：“未须理会相发，且各项做将去，若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则就行上理会，少间自是互发。”
①人如果不明白知行互相促进的道理，就分别去做，知未至就专注于知，行未至就专注于行，这样，过一段时间自然会达到互相促进的效果。 朱熹又把知行比作人的两足，说：“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
②知和行也是这样行进的。 这种知行过程就是由“知尚浅”向知之深发展的过程。从上可见，朱熹较全面地论述了知行关系，有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 但是，应该指出，朱熹这些思想是深藏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思想从他的唯心主
①《文集》卷一三。②《语类》卷九。①② 《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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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系中剥离出来，剔除其中的糟粕，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朱熹的知行学说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
二、王守行的“知行合一”说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意在补朱熹“知先行后”说之偏。 在王守仁看来，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重“行”不重“知”的现象，所以古人为“补偏救弊”
，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
，以纠正“冥行妄作”和“悬空思索”这两种割裂知行关系的倾向。 由于朱熹把知行分成两截，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方面难免闪失，于是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
说。他认为这种学说能“补偏救弊”
，从而恢复知行的本体，解决对封建道德的认识和行为的统一问题。 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 以知为行王守仁强调用“知”来指导“行”
，知行不可分离，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 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①意为：能认识封建道德就是行的开始，行动上符合封建道德就是知的体现。 知中含行，行中含知，二者不可分离。（二）行统一于知王守仁把行看成是知的表现形式，主张行来源于知。 他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①②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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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 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 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②这是说，喜欢美色，憎恶臭气，是天赋的不需学习的“良知良能”
，所以，没有向外求知求能的问题。 当人看到美色时，自然产生爱好的情感和意念；闻到恶臭时，自然产生憎恶的情感或意念。 这种情感或意念既是知也是行。 见好色与好好色，闻恶臭与恶恶臭，是同时产生的，所以知和行是合一的，不可分的，行由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