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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这一转变起源于治疗方法，但很快就广为流传，赢得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该世纪末导致了疯癫体验的大改造。不久，皮内尔就能这样写道：“为了遏制疑病症、忧郁症和躁狂症，必须遵从永恒的道德法则！”
在古典时期，要想区分生理疗法和心理疗法是徒劳无益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心理学。譬如，让病人服苦药，这并不只是生理治疗，因为心灵和肉体都需要清洗。再如，让忧郁症患者过一种劳动者的简朴生活，让他看到自己谚妄的可笑之处，这也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因为这里主要考虑的是神经中的元气运动，体液的浓度。但是，在前一类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品质转变”术。此时疯癫的本质被视为自然本性和疾病。在后一类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话语艺术，真理重建术。此时，疯癫的含义就是非理性。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作为古典时期的标志的这种非理性体验的统一体瓦解时，当疯癫被完全限定在一种道德直觉领域中，因而仅仅是一种疾病时，我们在上面所做的区分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原来属于疾病的东西被归于机体，而原来属于非理性，属于超越其话语的东西则划归给心理。正是在这种时候，心理学诞生了。这门学科不是揭示疯癫的真理，而是作为一个象征，表示疯癫此时脱离了它的非理性真理，从此它仅仅是一种现象，无足轻重地漂浮在自然本性的模糊表层上。疯癫变成一个谜，除了受到解析外，没有任何真理价值。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公正地对待弗洛伊德的原因。弗洛伊德的《五个病史》与雅内（Janet）的《心理治疗》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发现上的粗细之分，而且还在于弗洛伊德那里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回归。雅内列出了进行分类的因素，画出了一个分类表，归并了不少东西，或许还侵占了其它领域。弗洛伊德则回到疯癫的语言层面，重建了因实证主义的压制而沉寂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基本因素。他没有对疯癫的心理疗法做任何重大补充。他在医学思想中恢复了与非理性对话的可能性。最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疗法如此之快就遇到了它的反题以及对其结构的确认，对此我们无须惊讶。因为精神分析涉及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一种非理性体验，这种非理性体验恰恰是在现代世界中心理学的意义一直加以掩盖的。
第七章 大恐惧
“一天下午，我在那里默默地观望，尽量不听别人讲话。这时，这个国度里最古怪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会让这里缺少这种人的。这个人集高傲和卑贱，才智和愚顽于一身。”
当思想上的疑问陷入重大困境时，笛卡尔认为自己并没有发疯。尽管他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认，各种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围，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既然敢于提出疑问，他就不可能是“疯人中的一员”。然而，拉摩的侄子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疯了。在他的种种转瞬即逝的判断中，只有这一点是最固执的。“在他开始说话之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举到前额，然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
18世纪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达的意义。但是，恰恰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预示着某种重大变化的事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闭隔离区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现了，它带来新的危险，而且似乎被赋予了提出质问的新权利。但是，18世纪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这种神秘的质问，而是社会印象：褴褛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无礼，这种傲慢受到宽容，其骚扰力也因一种可笑的纵容而化为乌有。18世纪的人可能并没有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认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现出来。“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对话者，类似一个“参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内心则充满热望；因为这是自大禁闭以来疯人第一次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第一次有人与他交谈，而且受到询问。非理性再次作为一个种类出现了，虽然这个种类的数目不大，但毕竟出现了，而且慢慢地恢复了它在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前十来年，梅西埃（Mercier）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入另一家咖啡馆，会有一个人用平静自信的语调对你耳语：先生你无法想像政府对我是多么无情无义，政府是多么昏庸！三十年来，我舍弃一切，不谋私利，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精心谋划。我设计了一个偿付全部国债的方案，还设计了一个增加国三财富，让他获得四亿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还有一个永远摧毁英国的方案。一提起英国，我就火冒三丈。……设计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当我致力于这些伟大的工作设计时，家里出了麻烦，几个找岔的债主让我坐了三年牢。……当然，先生，您是知道爱国主义是多么可贵的。我是为我的国家而牺牲的，是一个无名烈士。”’从后人的角度看，这种人以拉摩的侄子为中心形成一类人。他们没有拉库的侄子那种复杂丰富的人格。只是为了使画面更丰富生动，人们才把他们当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随者。
但是，他们不完全是一种社会侧影，一种滑稽形象。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涉及到18世纪的非理性。这就是他们的饶舌，他们的焦虑以及他们相当普遍地具有的那种含混的指妄和那种根本性痛苦。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至今留有踪迹。至于17世纪末的浪子、放荡者、流氓，很难说他们究竟是疯人，病人，还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该把他们划入那个阶层：“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经济学家和反经济学家，他们衷肠侠义，热心于公共事业，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头脑发昏’。换句话说，他们目光短浅，他们不知道自己活在哪个世纪，面对的是什么人；他们比白痴更难让人忍受，因为他们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们从不切实际的原则出发，进行错误的推理。”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存在。这些“头脑发图’的设计者们给哲学家的理性、改革计划、宪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种被窒息的非理性。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镜子和一幅无恶意的漫画。然而，当非理性的人被认为已深深地隐藏在禁闭领域中时，一种可笑的纵容却允许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这难道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这种情况就好像古典主义的理性再次承认自己与非理性意象有一种近亲关系、相似关系。也好像理性在欢庆胜利之际却让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复生，允许它在秩序的边缘游荡。这是一种相似的幽灵、理性既从中认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并且变本加厉。人们曾经害怕，现在依然害怕禁闭。18世纪末，萨德依然忧心忡忡，惧怕他所说的“黑人”在伺机把他带走。但是，此时禁闭地已获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变成了邪恶发源地，自己便能传播邪恶，建立另一种恐怖统治。
在18世纪中期的几年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棋是从医学角度产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话而得以传播。当时人们听说从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将危及各个城市。人们纷纷谈论监狱热病。他们想到了囚车和带镣的囚犯，据说他们经过市区时会留下疾病。有人说坏血病会引起传染病；有人说被疾病污染的空气会毁灭居民区。中世纪大恐慌又出现了，通过各种可怕的说法引起第二次恐慌。禁闭所不再仅仅是城市边缘的麻疯病院了；城市已面对着麻疯病本身了：“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溃疡，又大又深，流淌着脓水，若不是亲眼所见，绝对无法想像。这里臭气熏天，远在四百码以外就会闻到。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你们正在走近一个狂虐肆行的地方，一个堕落和不幸的渊落。”许多禁闭中心都建在原来关押麻疯病人的旧址。因此，似乎经过若干世纪后，这里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疯病。这些禁闭所使人们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标志和意义；“首都不能有哪怕一个麻疯病人！不论谁提到比塞特尔这个名字，都会有一种无法表述的厌恶、恐惧和蔑视的情感。……它已成为社会中最狰狞最丑恶的东西的收容所。”
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以一种古怪的模样恐吓着公众。于是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关于某种邪恶的种种说法。这种邪恶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包含着侵蚀和恐吓的混合力量。当时流行着某种含混的腐烂意象，既用于表示道德的腐败，又用于表示肉体的腐烂。对被禁闭者的厌恶和怜悯都建立在这个意象上。最初，邪恶是在禁闭的封闭空间里开始发酵。它具有18世纪的化学所认定的酸的一切特性：它的颗粒细小，尖锐如针，很容易渗透到人的肉体和心脏中，因为肉体和心脏是惰性和脆性的威性粒子构成的。两种粒子的混合物立刻就沸腾起来，释放出有害气体和腐蚀性液体：“这些收容所极其可怕，在这里各种罪恶聚在一起发酵，向四周传播，住在里面的人呼吸的就是这种被污染的空气，这种空气似乎已附着在他们身上。”这些恶浊的气体上升，通过空气扩散，最后落在附近居民区，浸入人的身体，玷污人的灵魂。关于腐烂这一邪恶的传染病的观念就是这样用一些意象表达出来的。这种流行病的有形媒介是空气。空气被“污染”这种说法含糊地表示，这种空气不那么纯洁了，它是传播这种“污染”的工具。这里提醒一下，就在这一时期前人们认为乡间空气具有道德的和医学价值（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医院、监狱和禁闭所的腐败空气包含全部相反的意义。由于空气中充满了有害气体，整个城市都受到威胁，居民将会逐渐被“腐烂”和“污染”所侵蚀。
这些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