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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申诉与控告
临潼县检察院检察长：
我叫郑安庆，男，现年40 岁，是秦俑馆陈列部美工。今年5 月被骊山分局拘留于县看守所。在已监禁的两个月内，由×××和我馆的×××提审过5 次。时间是5 月11 日、14 日、15 日、27 日及6 月23 日。
……我曾多次向监所提出要给您写信，但遭拒绝。在6 月23 日的提审时，我向×××又提这个要求，回答是，“不管，你向监所提。”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的被告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在这里就得不到保障？我不明其因，在终于得到获准后，我向您的申诉和控告兹述如下：
一、案情简述（略——作者）
二、拘留是×××馆长对我由眼红、嫉妒而产生的迫害（略——作者）
三、是功还是罪：我跟原野茂和白霞洋的交往是在我国法律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增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的同行朋友。我指导他学刻印，他指导我学日语，并交流各自的书法篆刻作品，有益于提高学识水平。他二人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喜欢我的篆刻，国外有我的知音，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自然感到欣慰。我给他们刻的印章，都刻有较长边款，介绍西安的名胜古迹。“金石不朽”，它将成为宣传中国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这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篆刻是艺术的一种，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从事篆刻并给日本人治几方印，不能是犯法作为。他们给我汇的款中，除了印料、邮费和代买“文房四宝”的钱外，自然还有我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且他们的汇款是外汇，我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增砖添瓦，同样是益事而不是坏事。而国家给我兑换的人民币我几乎全部存入银行，正是“踊跃参加爱国储蓄、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又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我虽然有了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简朴的，家里没有时髦的现代式家具，甚至连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都没有，更无其它高档家俱。日本人赠我的电视机，我考虑到当时全馆没有一户有黑白电视机，我用上彩电，会脱离群众，于是便原价加关税低于国家同等产品160 多元处理了，并把钱存入银行，从没有胡花乱用，肆意挥霍。我爱国有何罪？劳动换来报酬又何罪之有？
四、我的控告与要求：1。骊山分局对我的拘留不合《刑事诉讼法》41 条及列举的七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12 条，被告要求追究责任。2。老×和老×在几次提审中都问及我在哪些银行存有钱？存折用了哪些名字？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3。老×（对提审人尊称——作者）未持任何手续闯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抄走了我的存折号码（这是我根据提审时所听所见判断的）。4。我已被关押达两个月，人身权利遭到侵犯，并且还在继续遭受侵犯。
骊山分局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8 条办理。我要求对我立即释放，并要求追究诬告人的责任。
郑安庆
1982 年7 月5 日
8 月20 日，郑安庆被从看守所监狱带到公安局预审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许是自己的申诉书起了作用，三个多月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惊的是一张逮捕证摆到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审员声调缓慢地说。
郑安庆懵了。他大瞪着眼睛，脸上无任何表情，呆坐着没有动，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请签字吧。”提审员望着显然有些痴呆的郑安庆予以提醒。
郑安庆轻轻地“呵”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逮捕证和提审员，才恍若梦醒地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之中。
逮捕证醒目地填着郑安庆的姓名、籍贯等文字，而唯独“因什么罪”一栏没有填写，尚为空缺。
郑安庆停住了握笔的手，抬头问道：“我坐了3 个月的监，到底是犯了啥罪你们又要逮捕人？”“犯什么罪不是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把材料和证据移交有关法律部门，他们看给你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就给你戴什么帽子。”提审员依旧心平气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地坦荡自然。
“我不能签。”郑安庆放下笔，呆板的脸充满了血色与怒气。
“你要不签，将来开庭审判时这关押期间的认罪悔改态度是要考虑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审员柔中带刚地进行劝导。
但是，任凭提审员以何种方法相劝，郑安庆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没有罪，我不签。”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郑安庆被送进监狱，带上背铐，套上脚镣，以促使其悔过反省。
郑安庆自感出狱无望，不再喊冤叫屈。让探监的家属将日语自学课本悄悄带进监室，头枕墙壁，脚踩镣铐，像电影上被捕入狱的地下革命者一样，偷偷学起了日语。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三个月后，在看守所所长亲自带人查监时，郑安庆的四册日语课本从被子里翻出。
“你还学日语，你吃的就是学日语的亏。”看守所长没有过多地责难和予以严惩，只是略带叹息地将书拿回办公室。所幸的是，这时的郑安庆已基本将四册日语课本全部学完。
1982 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有罪再进来蹲着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作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这可是依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叫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春节。
1983 年古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叫劲了。”郑安庆本想再坚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作的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 年3 月26 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
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