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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 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
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半，一碗水分十口，相敬相爱地生活、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揭发批判？人生也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事实上，经1978 年那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
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
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 年当了秦俑博物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活矿藏和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苍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体。或许正因为渗进了这异样的物质，他的骨骼才越发坚韧刚硬，他的人生途程才更具悲壮和潇洒意味。
“反革命分子”程学华
其实，来秦俑馆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性格中的执著与厚道以及传奇式的人生，曾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想这次一定要再见见他。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已退休回到西安的家中了。让我更加难过和吃惊的是，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生活很是落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或者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正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创造发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纯朴、憨厚的老头曾经是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悲壮与传奇、泪水与欢歌构成了他六十载风雨征程的主体色调。时间回到1957 年5 月17日，中国《工商经济报》发表了一则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 月8 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
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彩绘陶钫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件。更重要的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
“……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显然和事实不符。”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年仅24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戏剧创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 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 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
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 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
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三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命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个今天看来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的“左”得幼稚的剧本，之所以在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作社的话，当作程学华的话来论罪的缘故。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史冤案直到1973 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 年，程学华随秦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部分人的监控之中，给予他的生活准则依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是没有“重新做人”的条文。因为他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牛鬼蛇神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 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