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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腥屠杀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往”云云，原来竟是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付诸了行动……
中华民族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当我们面对兵马俑这扇2000 多年前的秦帝国向后人开启的窗口，难免要作这样的遐想：假如当时的秦文化能够征服关东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学说全部更新，中华民族的进程和历史命运会是何等模样？
难以逾合的裂痕
1988 年12 月22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满怀激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同时也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耀目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7000 公里的古道上，中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比美”的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亡灭实是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是罗马的金银财宝，还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它各国的胡豆、胡瓜、核桃、芝麻、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然，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愿和自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它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况且丝绸的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一千多万两白银作代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不愿再作这桩残酷的交易时，以“弱肉强食”的理论行事的西方列强，便使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于是，他们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鸦片交易更为昂贵的金银财宝，中华民族遭到了比购买吞吸鸦片更加迅速的灭亡之灾……
然而长夜迷蒙，恶梦乍醒。残痛的历史渐已生锈。血泪却难消失。当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站起，当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洗掉脸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领结，以友好的姿态踏入中国时，却发现面前竟横隔着一条条难以愈合的裂痕——故事之一：
1988 年秋，西方某国一个旅游访问团来到秦俑馆参观。当这个团的成员走进秦俑一号大厅时，顿时被面前的兵马俑军阵惊得目瞪口呆，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势。唯有一个看上去精明机灵的青年却与众不同地没有惊觉之意。当旅游团成员在导游娓娓动听的讲解中缓缓前行时，那机灵的青年用眼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悄悄挤出人群，在确定没有危险后，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对准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马俑。就在闪光灯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时，他又旋即躲进人群之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听起导游的讲解。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青年人的相机按住，打开盒盖，将胶片抽了出来。整个过程短暂迅速、干脆利落，大出包括照相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
年青人见整个胶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顿足，呜哩哇啦地叫唤起来，其悲痛之状如丧考妣。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未理会青年人的叫唤，抬手指指竖在坑壁旁“严禁拍照”的白色木牌，潇洒地走向别处……
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看起来并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后，还是找到了那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采访。
“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在复述了别人讲给我的故事之后，为防止讹传，我特意说出此言以证真伪。
“是真的。”他答。
“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您带有一种奇特的心理去做了这件事。”我按自己的思维逻辑作出推断。
他笑了笑：“没有什么奇特的心理，本来大厅中明明白白竖着‘严禁拍照’的牌子，他却视而不见，非要和我们较劲儿，那我们按规矩就要给他一点惩罚。”“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许我的推想错了。”“不是错了，你说得也有一些道理。一般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客，如果在大厅里拍了照，我发现后大多是先解释或提出警告就算拉倒了，用不着什么惩罚。而对有些国家的游客却不能含糊，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要不他还以为你软弱可欺，以为这里是100 年前的敦煌莫高窟或圆明园，要是给他一点惩罚和颜色，他就会清醒地认识这兵马俑坑再也不是100 年前的敦煌莫高窟，可以任他们盗窃、残踏，也不是圆明园，可以任他们抢劫和焚烧。那个年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昨天的中国了……也许这样做显得有些过分或不太友好，但要友好就要相互尊重。
你若不尊重我，我也很难尊重你，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现在还道貌岸然、趾高气扬的国家中的人……”工作人员说完这番话后，望着我反问道：“你认为我想的和我做的是错还是对？”“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理解就是最好的回答，我想。
故事之二：
在秦俑博物馆大门口的治安办公室里，我和干警聊着近几年的治安情况。
“还有没有人敢来盗窃将军俑头一类的文物？”我问。
“自从秦俑馆建馆以来，从没有发生文物失窃事故，至于以前将军俑头、武士俑头还有其它什么头被盗，与秦俑馆毫无关系。”身边的高副科长说着，似在证明着什么。
我怕重新落入将军俑头案之争的怪圈，干脆说道：“那扒窃游客财物的小愉，这些年应该有并且也应该会出现在秦俑馆吧。”“这倒是事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对付这些不法分子的。”他说着，瞥了一眼墙上悬挂的一长排耀眼的锦旗没有再作声。我知道那便是他们业绩的标志和人生的荣耀。
关于抓扒手的话题，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建立过功绩和付出过代价。
“前几年这里的小偷比较多，大多从西安市过来的。其特点是脚穿平板鞋或球鞋，这些鞋子基本都是新的，他们几乎三五天就要扔掉一双，重新换一双式样不同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公安人员从留下的脚印中辨别出他们的踪迹。但他们衣着打扮却比较普通，褂子上的扣子大多没有齐全的，因为他们经常在人群拥挤的公共汽车或商场行窃，扣子有不少被挤掉。我们掌握了这些扒窈分子的特点后，比较容易地抓获了一大批。后来是，西安的扒手来一个栽一个，最后一个也不来了，都到其他地方开辟阵地去了……”公安干警兰革利向我生动地描述了抓扒手的经过。
另一名尚不知姓名的干警接着讲道：“1990 年11 月那次就大不相同了。”“怎么个与众不同？”我问。
“那个时候北京正在开亚运会，外国游客来的特别多。一连几天就有外国游人跑到治安办公室，报告说自己丢了相机、钱和其它贵重东西。我们感到很奇怪，怎么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发生了数次外宾钱财被盗的事件？难道是西安和当地的扒窃集团又在反攻，打进秦俑馆？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帮扒窃分子的踪影。
“这是一帮完全不同于西安和当地扒窃分子的盗窃团伙，每个人都是西装革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