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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询问时，考古队一方咬定文物是秦俑馆的，应由秦俑馆承担责任，与考古队无关。但秦俑馆一方却在协议书的文字中作文章，尽管文物属于秦俑馆，但安全保卫却归考古队，武士俑头的被盗责任应由考古队来承担。所以就有了新华社发出的令人困惑的消息。可事情推来推去，还是人家秦俑馆占了上峰，这个糊涂协议给考古队带来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大祸，我自己也在这场大祸中倒了霉。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王学理同志起草的这个协议书以及和秦俑馆的签字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说文物局把武士俑头丢失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给我的处分是不实事求是和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决定是对一个公民人格的公然践踏。”“那么您认为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是10 点多钟，决定在临走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件，主要原因固然在主持队务工作的常务副队长王学理身上，但是作为主管部门的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前几年大兴安岭的火灾事故，林业部长被撤消了职务，那是因为林业部长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无数事实证明，一些因官僚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及影响远远超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等问题的本身。许多重大事故，大多与官僚主义者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切事情都不会是孤立的。作为文物局、考古所一个下属单位的秦陵考古队，能连续发生秦俑头被盗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奇怪的是，关于将军俑头案重大责任事故的处理，对本来没有责任的普通考古队员强加处分，作了错误处理。而对主管的领导者，却避重就轻、应付过关，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事故不作任何处理。难道说他们真的没有责任和不该受到处分吗？我认为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事实足以使他们受到处理。“第一，作为主管部门的文物局、考古所，对秦俑这样大、这样重要的考古发掘工地，一不配备保卫专干，二不拨保卫专款，并对长期文物管理混乱的现状不认真检查，同时不切实落实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以至导致了俑头连续被盗，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第二，秦陵考古队修复上的值班撤消长达一年之久，将军俑头这样贵重的一级甲等文物长期放置在杂品库中，局、所领导竟全然不知，这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
“第三，作为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工地检查，当要看杂品库时，王学理同志说里边没有啥，他竟轻信了王的话而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对杂品库未作任何检查，以致酿成了库内将军俑头被盗的重大事故。“第四，1986 年11月25 日，我当面对来工地的局领导人×××和队长王学理等明确指出：秦俑工地大，文物贵重，需派一名专职保卫干部，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既不认真落实，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其最后的恶果是将军俑头案发。“记得在影片《汀泗桥之战》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叶挺曾当面严厉批评他的老同学黄琪翔，对汀泗桥战斗失败的责任难道要推到一个下级军官的身上吗？这话寓意深刻，值得每个主管秦陵考古队的领导者深思和反省。将军俑头案处分了考古队的三个人，事情似乎结束了。但事实上是对没有责任的普通业务干部不公正的处分，又制造了一桩新的冤案，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发出呼吁，让上级领导人和纪检机关对将军俑头案的处理作进一步彻底的复查，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应严肃处理，对官僚主义应予以追究，对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应尽快平反昭雪……”墙上的时钟敲响了十二声，打断了刘占成满含怨屈悲愤的叙说，也向我提出了应迅速离开的警告。我草草地收起采访本，告别了刘占成和他的妻子，在漆黑的夜色中向我栖身的秦俑馆家属院最后一排单身职工楼摸去。
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依然显现着刘占成那慷慨激昂的音容声貌。四周极静，只有风声不断传来，我越来越感到刘占成的叙说已远远超出了案情本身而具有了更加深层的意义和内涵。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更加扑朔迷离，像一团迷雾难以令我看到真实面貌和窥视那曾发生和存在过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既然我已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区域，就索性辨清整个事情的真伪，透过弥漫的雾，去寻求一种更合乎情理的真实。
我决定去一趟西安，找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也许在他的心中会装着对事情的另一种全新的见地，我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寻求一种更清新的东西。
王学理说：我无罪
三天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家属院的一幢半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
和刘占成相比，他显得过于消瘦和老气了些，但这位60 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虽近“知天命”之年，但那双明亮的眸子和看似颇有些潇洒的举止，又让人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说明了来意。
他望了望我，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这种微笑的背后带着一种优郁和苦涩。他说：“现在报刊对这个案子及失盗原因的宣传已经不少了，也有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出现。但这些文章又大多把我王学理漏掉了。我没有功劳，连苦劳也没有，现在是孤单无援。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贪财忘义，崇权谄媚，凭借手中的笔杆子树起了一些高大的偶像，并在这些偶像身上附会上一些近似传奇的故事，以歌功颂德，使偶像更加高大壮观。而把我的形象从反面来描绘，甚至写成小丑。让一个小丑来主持考古队的工作，那么丢东西就成了必然结果，文章也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轰动效应。”“请您不要误会，我只想了解一点将军俑头案的真实情况，并不想把谁树成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谁写成小丑。何况从美学角度上看，旦角生角与丑角一样地令人可爱。或许丑到极至便是美到极至呢！”我说出了我的本意，同时在走向他的心灵深处。
“你的话到是满有些戏剧意味。”王学理依旧微笑着，但看得出他的精神渐已爽朗起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么！”我答。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间屋里，抱出一捆打印的材料，顺手取了一份递过来。我一看，吃了一惊，足有三万字的材料清楚地印制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冤案为何平反不了
——我的第30 次申诉
王学理
“你也在喊冤叫屈？”我问。
“有冤必喊，有屈必叫，这是我们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答。
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 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他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就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