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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华没有声张，拔出探铲移动了位置继续钻探。他期望这里会再度出现像一号兵马涌坑那样庞大的地下军阵，再现人类文明的盖世奇迹。但事实却使他失望井陷于迷惑，随着探铲带出的不是块块陶片，而是朽骨的残迹。
他把所有的钻探人员叫到面前，对两种不同的迹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凭第一次听到的音调和铲杆赋与的感觉，他第一次所碰到的是个陶俑已成定局，而在这陶桶的旁侧出土一堆朽骨残迹该作何解释？况且从朽骨的形状、粗细来分析，又不像人骨。这就否定了会像一号兵马俑坑那样出土的朽骨多为后来者葬尸的可能。为解开这埋藏地下的玄机奥秘，程学华决定将钻探情况上报后进行试掘。
周围5 米见方的土层很快被掘开。当深入地下2 米时，一个陶俑的头盖露了出来，这就是程学华在钻探时感知的陶俑。当发掘人员将坑全部试掘完后，呈现在钻探人员面前的是一幅和一号兵马俑坑完全不相同的画面。
一个高约70 厘米的陶俑呈跽坐式背西面东安详地立着，脸部和手背分别涂有粉红色颜料，头后部挽有细长的发辫，衣袍呈淡绿色，两眼平视前方，面带慈容，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似在观看和等待着什么。
在跽坐涌的面前，放置着陶罐、陶盆、陶灯等不同形状的陶器，陶盆内有朽烂得发黑的陈迹，隐约可辨出是谷子和谷草。在陶器的前方，则是一副硕大的骨架，虽经两千年掩埋，但考古人员一眼便看出这是一匹马的筋骨。
事情已经清楚，这是一幅完整的圉人喂马图。考古人员发现，在马骨的身下有4 个不粗的小孔，马腿置于孔中。前端有一小土坎，坎上挖有缺口，其大小刚好把马的脖子卡在缺口内，虽然没有发现专门的葬马附助设施，但从马的骨骼作挣扎状和残存于骨架上绳索的痕迹推断，马是被捆绑后抬到坑中活埋的。
随后，程学华根据坑的位置和出土的器物推断，类似的马厩坑绝非仅此一处，它一定像兵马桶军阵一样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而构成秦始皇陵园整体陪葬布局的一个完整单位。
他开始率人在坑旁分南北两路进行钻探。一个月后，马厩坑的位置和排列形式全部探明，整个单位布局为南北向三行排列，每行千余米，以坑的密度推算，至少有200 座陪葬坑。为确切证实钻探后的结论，程学华又率队试掘了36 座陪葬坑，出土器物除跟第一座坑类似，还发现了陶盘、铜环、铁斧、铁铲、铁灯等不同的陪葬品，并在陶盆、陶罐类意外地发现了一批陶文：
大厩4 斗3 开
左厩容8 斗
大厩中厩小厩
这些陶文的发现，为确定陪葬坑性质提供了确切文字依据。“大厩”、“中厩”、“小厩”等文字，无疑秦代宫廷的厩名，从而进一步证实这批陪葬坑象征的是秦始皇宫廷的马厩，或者说象征着秦始皇生前宫廷养马的场所。铁叉、铁铲、铁斧为养马的常用工具；陶盆、陶罐为养马的器具；谷粒和谷草是马吃的食物；陶灯和铁灯，则是夜间喂马人的照明灯具。
马厩坑的发现，为研究史料缺少记载的秦代养马习俗和马厩的编制机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马厩坑发现和试掘后，钻探小分队分成两组，一组在陵园东侧继续扩大钻探范围，一组赴陵西开辟“第二战场”。
1977 年春，陵西钻探组在内外城之间发现了和马厩坑类似的陪葬坑31座。排列形式亦是南北走向的3 行排列法，只是间隔比马厩大些。为揭示陪葬坑的内容和奥秘，钻探队对中间一行17 个坑进行了试掘。出乎意料的是，这17 个坑中只是各自存有一个长方形的瓦棺，没有其他器物出土。考古人员将瓦棺的顶盖揭开，只见里面存有一具动物骨骸和一个小陶盆，陶盆的形状与马厩坑出土的相同，只是动物骨骸要小得多，显然不再是马。经过科学研究鉴定，这些动物的骨骸分别为鹿及禽类。
既然已有动物骨骸，说明它的性质和马厩坑是相同的，只是这里的饲养者没有在坑内。那么，这组陪葬坑是否不再设饲养的圉人？
考古人员带着疑问，对东西两侧陪葬坑又进行了局部发掘，则发现每个坑中都有一件跽坐俑，其造型和神态与马厩坑出土的踢坐俑极为相似，只是有几尊陶俑和一号兵马俑坑的陶俑一样高大，姿态不是跽坐而是站立，双手不同于踢坐俑平放于腿上，而是揣在袖中。从姿态和服饰推断，这几尊桶的身份要高于踢坐俑，可能是主管饲养事务的小官。
从试掘情况分析，中间的17 座应为珍禽异兽坑，而两边则为踢坐俑或立俑。如果马厩坑象征的是秦始皇的私人养马场所，珍禽异兽坑也该是宫廷的“苑囿”。两组不同的陪葬坑在充分揭示了秦代宫廷制度和皇家生活习俗的同时，也让后人透过历史尘封，更加清晰地窥测到秦始皇的思想脉络和政治心态。
尽管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马厩坑和珍禽异兽坑的发现，无疑揭示出秦始皇时代已有一定的对于人的价值认识和尊重这一思想主题。两组不同的陪葬坑，分别埋有活生生的马和珍禽异兽，但饲养者却都是陶俑。面对事实，使人们透过艺术和葬制的表层，看到的自然是秦始皇时代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一定认识和为此作出的事实例证。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去观察整个秦始皇陵园布局，也不难发现三个兵马俑军阵同那个秦大墓联系的内涵。
作为军事指挥部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三号俑坑的几十件俑中，没有发现具有特殊地位的将帅俑。均为普通的幕僚，其身份和地位远比一、二号坑发现的将军俑要低。作为一个军阵的指挥部而没有将军和元帅，就不能不让今天的观光者产生种种疑问。博物馆讲解员的回答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秦始皇本人，按照秦代制度，军队在出征时才由秦始皇临时任命将帅，交矛象征兵权的虎符，而平时则不任命，军权集于自己手中……
这种说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并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军事集团不管在平时还是战时，总要有一位将领具体负责管理或带领作战。假设秦兵马俑模拟的是一个陈兵图而非战时的出征或作战图，那么这支军队同样应有一位将领来负责管理和承担具体责任。如果不是这样，这支大军岂不成为无首群龙、各自独立的乌合之众？一切训练、防卫、后勤供给将如何实施？
正是置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才不能撇开位于三个兵马俑坑一侧而尚未发掘的那座秦大墓，去草率地把这个军阵的最高指挥者让秦始皇来担当。马厩和禽兽坑在赋予后人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同样折射出秦大墓的主人就是兵马俑军阵最高指挥者的可能。而墓的主人也许正是生前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著名将帅。这个将帅就是自蒙骛之后的秦国著名将帅之一，而蒙骜本人的可能性最大。他与兵马俑军阵的联系同马厩坑和禽兽坑中的所有动物与饲养者一样不可分割而成为一个整体。有研究者曾经提出：“假如秦大墓的主人是军阵的最高统帅，那么秦俑军阵的性质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说俑坑军阵不再是为秦始皇陪葬而变成为墓主陪葬。”但马厩坑赋与我们的认识是，马与俑双方不存在谁为谁陪葬的问题，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为秦始皇陪葬。同样地，墓主人和兵马诵也是作为一个整体为秦始皇陪葬的。二者在陶俑与真人真马的关系中，尽管作了完全相反的安排，但正是这样的安排，才更能令人看出秦始皇对人的自身价值尊重的良苦用心。
当然，钻探小分队不久发现的杀殉坑，则是另一种背景下的政治产物，这和已死去的秦始皇本人已不再有任何关联。悲剧的发生同秦帝国的陨落一样，实在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千古一帝未能预料的。
凄壮的祭坛
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带着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在近侍中车府令赵高等臣僚、太监的簇拥下，开始了第五次，也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次出巡。
大队人马伴着初升的旭日从都城咸阳起程。在金风丽日下出武关、过丹汉两水域，沿长江东下分别到达虎丘山和会稽岭。秦始皇在会稽岭祭奠大禹，刻石颂功，并针对东南地区存在的氏族社会婚姻习俗和男女淫乱的现状，提出了“要大治濯俗，天下承教化之风，使民俗清廉”的新型封建思想。并刻石宣示，以醒时势臣民。
离开会稽岭，秦始皇率队沿水路到达琅琊。在方士徐福的诱说下，秦始皇亲率弯手进入东海寻找敛鱼作战，将一条巨鳞可辨、若沉若浮的大鱼用连弯射死。
当秦始皇满怀胜利的喜悦，在琅琊台饮酒作歌入东海时，忽感身体不适，只好下诏西还。当车队到达平原津时，秦始皇竟一病不起。左丞相李斯见状，急令车驾速返咸阳。
时值盛夏，如火的烈日的烤着这支车队，大路上弥漫升腾着黑黄色烟尘。
李斯、胡亥心急如焚，秦始皇痛苦不堪，不时发出阵阵呻吟，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当车队到达河北境内的沙丘时，病人膏盲的秦始皇自知已不久人世。弥留之际，他强撑身体，把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叫到跟前，让他俩草拟诏命，传诏在北疆防御匈奴的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守丧。
李斯、赵高匆匆把诏书拟好，秦始皇过目后，用颤抖的手把玉玺递给李斯，有气无力他说道：“速派使者送达扶苏……”余下的话尚未说出，便撒手归天了。
这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改天换地的一代伟人，终于走完了他那辉煌的人生途程。死时年仅50 岁，从他自称始皇帝算起仅为12 年。
秦始皇撒手归天，丞相李斯深知新主尚未确定和登位时贸然宣布先帝死讯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断然决定秘不发丧。知情者仅限于胡亥、赵高和几位近侍。李斯与赵高秘密筹划后，秦始皇的遗体被放入一辆可调节温度的辊较车中。
放下车帷，令其它臣僚无法知道车内虚实，每日照常送饭递水，臣僚奏事及决断皆由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李斯代传批示。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危机之时，李斯急推赵高速发诏，召扶苏立即赶回咸阳守丧和继承皇位，以免发生不测。
然而这时的赵高却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和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命他们自杀，改立胡亥为皇帝。
为等待扶苏，蒙恬的死讯，车队故意从井陉绕道九原再折回咸阳。漫长的旅途和酷日的暴晒，使秦始皇的尸体已腐烂变质，恶臭难闻。李斯、赵高速命人买来几车鲍鱼随辒辌车同行。以鲍鱼之臭掩饰尸臭，终使随行臣僚一直蒙在鼓里。当车队就要驶进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传来。于是，李斯、赵高才公开秦始皇的死讯。九月，将秦始皇早已腐烂的遗体草草葬于骊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称帝，赵高随之升为郎中令，李斯仍为丞相。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6 位公子和10 位公主捕捉，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紧接着又逮捕12 位公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