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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的反思
三大教训
马来西亚代总理李显龙准将11月24日分析了从金融风暴中吸取到的三个教训：一、亚太区域国家之所以会陷入经济危机，是因为这些国家大量向外国举债，然后用在没有生产力的投资上，特别是用来作为购买房地产用途，而导致产业市场出现“泡沫”现象。二、当投资者对泰国失去信心后，这种情况便蔓延到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虽然不像泰国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但它们还是被卷入风波，当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信心发生动摇，它们的货币汇率和股票市场便向下滑落，银行和公司就变更加脆弱，而原本一些还能够处理的问题，都变得严重起来。三、各国政府能否在面对这场金融风暴时，果断及令人信服的处理危机，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投资者时时刻刻都在密切留意着事态的发展，并且迅速地作出反应。处理这场危机的关键不在于最初发生的问题上，而是各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假如有关的政府处理得不当、或者态度犹豫不决，就会进一步动摇投资者的信心，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相反的，如果有关的政府能够及时与果断地对症下药，同时推行根本的改革，它们就能够协助投资者重建信心，并且说服投资者这些国家的情况正在好转。
缺乏透明度
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有限公司发表报告说，亚洲发生经济危机，凸显了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拯救配套，协助陷入危机的国家度过难关，是要重建信心；实际上，同美国、英国和澳洲这些国家作一比较，每个亚洲国家都缺乏透明度。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可能促使这地区的人民更会批评他们的制度；如果有人说“我绝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有多糟”，这是针对透明度所作出的批评。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有限公司把透明度等级从零排到10，10是透明度最差的国家或地区。把新加坡列为4。4，是亚洲透明度最高的国家，香港被列为5。0，台湾6。1、马来西亚6。3、泰国6。5、菲律宾6。7、韩国7。0、印尼7。4、中国8。2、印度8。5、越南9。5。但是，澳洲的透明度等级列为3。0，美国3。8，英国4。0。报告说：“亚洲国家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可能还不足以使它们作出改变，以提高透明度，但却能显示毛病出在哪里”。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有限公司指出，亚洲国家重视个人关系，而不重视“严格和可靠的条例与规章及‘专断”地实施规章，又不重视收集资讯，漠视工作表现，这些都是影响亚洲商业环境的因素。它以韩、泰为例，正因为这两个国家缺乏透明度，延误了真正的改革计划。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有限公司说，改革计划拖得越久，政策的可靠程度就越低。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陷入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的要求，向它们伸出援手，与其说是提供紧急贷款，倒不如说是协助它们重建信心”。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有限公司说，虽然新加坡的条例明确，加上政府官员办事效率高，使它得到相当好的评级，可是，诸如银行呆帐占总贷款额的比例或个别银行的营业情况等重要资讯仍难以取得。香港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但它忽略资金流动的资讯，因为香港政府采取不干预政策。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亚太区域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资讯时代，这些政治领袖的反应显示他们以为自已仍处在50年代。他们不明白基金管理人员及分析人员正密切的观察他们国家里的经济活动，并且随时通过发达的通讯系统，向总部汇报。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早在一年半以前就提醒这些国家所潜藏的问题，但是一些国家却因为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而没有及时反应。李光耀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清楚知道哪些国家借贷太多，入口多于出口，以及对不具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投入太多资金。他并不认为是因为世界贸易体系出现内在的错误导致亚太区域的金融危机。他认为人为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成分。他指出，受亚太区域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如果要度过难关，让经济复苏，拥有意志坚定，愿意采取强而有力措施的政治领导人是重要的因素。同时，政治领导人还应该尽早注意到问题发生的迹象。李光耀还谈到经济朝向环球化发展的利与弊。他说，发展中国家目前有两个选择，一是采取闭关政策，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回到过去自给自足的年代。他说：“如果你们要买波音飞机、奔驰汽车，以及最先进的电脑，你必须与外界交流，并且拥有具竞争力的出口货品。你们的人民要有高生产力及高教育水平”。李光耀以新加坡的发展为例，说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新加坡退出世界经济体系，我们将倒退到过去小渔村的生活里。就是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参与世界经济，为世界提供服务，我们才能享有过去30年来的发展与进步。不过，李光耀还承认维持现状不能确保新加坡在30年后一样繁荣。他如果我们不跟上科技发达的时代，并且把握时机，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很容易使新加坡失去它的角色。他说，在这次金融危机出现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细安国家，都不主张开放经济资讯，但是现在，新加坡还决定采取开放的金融制度，让更多资讯流通。
印尼财长马利莫哈末12月12日在纽约说，亚洲国家在金融方面必须要有更大的透明度，以使人们恢复对其经济的信心。“建立信心成为问题的核心，这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他说：恢复信心应从自己国内开始，尽管国际社会的支持非常重要；但经济复苏的关键是“市场要有透明度”。他说：“全面发布消息使投资者得以适当评估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增强市场信心”。
黑箱作业带来的后遗症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署名张一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谈日韩金融危机的共同点，文章说：日韩两国在战后都为了大力扶助国内的产业而极力鼓励金融业以低息和优惠的条件提供贷款，这样做固然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可是也造成弊病百出，酿成今日的危机。在日本山一证券公司正式宣布“自主废业”的前夕，素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亦宣布国家陷入金融和财政危机，并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巨额的援助。韩国总统金泳三为此特别发表电视讲话，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难题向国民道歉。韩国政府虽然提出200亿美元的援助要求，但美国经济界人士估计，要拯救韩国的金融和经济，最起码也要投入600亿美元。韩国在世界经济的排行榜上位居第11名，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这次金融和财政危机无疑宣布韩国政府的信誉频临破产，其对地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韩国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金融危机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至目前为止，日本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危及日本的财政及政府的信誉，日本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一连串的金融机构的倒闭而岌岌可危，但是韩国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金融危机在表现形式上仍然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内部”爆发的，这与不久前发生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除了泰国之外，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可见，世界大炒家索罗斯对此亦直认不讳。而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危机则完全是自身的因素，连续曝光的金融界丑闻，是这场金融危机的“起爆器”。韩国韩宝公司的倒闭以及日本山一证券公司的“自主废业”虽然均由于债台高筑，无法翻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无不涉及相关的丑闻。另外，金融体制的封闭性使得日韩两国都缺少应有的监督机制。由于其“封闭性”使得资金流向不明确，造成了烂帐坏帐层出不穷。已经查明，山一证券公司帐外债务达2648亿日币，如果有一个透明的监督机制的话，对日本证券业而言，如此大的一家证券公司绝不会发生这种违法的帐外债务事件。韩国的不透明性与日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府高官直接参予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融资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的利益输送给这些政府高官，其结果是没有人须要为金融机构的无担保借贷承担责任，韩国的财政“恶瘤”就是这样形成的。全斗焕、卢泰愚以及现任总统金泳三的三儿子无不涉及这样的利益输送案。日韩两国金融体系的不透明性，有其历史的原因。战后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之下走上高速发展道路。政府通过制定工业发展计划，然后要求中央银行给予金融援助来实施该计划。该模式曾经被称为“东亚经济模式”。当然经济“奇迹”确实也发生了，日本的情况不必赘言，韩国的情况就像韩国前中央银行行长朴圣相曾自豪地表示的那样：“60年代初，就在第一个5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之前，韩国的状况是百废待兴，急切地希望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当时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1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2美元，而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600亿美元和6000美元。1961年出口总额不足4100万美元，而今天已是7200亿美元”。在进入工业国家行列之前，政府对本国的经济进行规划时，为了保护脆弱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本国工业，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了防止国内资金向海外流出，1949年日本实施过“外汇管理法”，原则上禁止日本国内居民从事一切对外金融交易，民间企业的外汇持有也原则上被禁止。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1972年5月，日本现在的“银行法”对个人向海外“送金”依然有金额上的限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不透明性”的弊端会越来越突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界人士，为了将更多的利润占为个人所有，利用制度上的“不透明性”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