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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多次谈到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日本“最近每次取攻势来进犯我们，最多不过十天或两周的战斗力，在此期间如攻不下我们据点阵地，他固然要退却，就是攻下了我们的据点，他也没有确实固守的力量。从前年到现在，除宜昌之外，历次战役，都是如此。他现在不仅无力扩张战区，而且也不敢再存消灭我们野战军的妄想……这样疲惫衰竭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为什么他来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不如从前。”“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堕落，胆识太差，不研究，不上进，只知道做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总之，我们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致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６２〕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我们当初对敌的重要策略，就是尽量诱敌深入，使他战线延长、战区扩大，使敌人不能不到处布置兵力，而不敢随便抽调。但是他现在竟敢从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集中某一战区，来进攻我们某一点……暴露了我军战斗力量已低落到了极点！我们明知敌人现在要进攻我们一个地区，绝对没有新的兵力可以增加，只能从各战区东抽西调，集中起来，妄求一逞。而我们不能够乘虚抵隙，去攻击他，来粉碎他在我战区的活动。即如这次浙赣路的战事，就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敌人用来进犯我们的兵力，完全是从各战区抽调而来，但我们各战区在他未抽调以先（前）既不能出击阻止，而在事后又不敢乘机攻破他的弱点。这就是由于我军士气之消沉与战意之缺乏，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敌策略与作战能力毫无之表现。”〔63〕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现在敌人以一个大队组成战斗单位，到处窜扰，而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有自己的人民来协助，对他这种小兵力的窜扰，竟不能做有效的打击，实在是莫大的耻辱……被人家讥笑我们军队兵员的名额，徒然有如天文台上的数字，而实际作战，毫无力量可言。”〔64〕蒋介石这些批评过头的话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成分，但无庸讳言，大多数“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抗战前期了。蒋介石虽然看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严重性，但他难以改变这种局面。
（三） 军 队 纪 律
除了官兵素质、武器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军队纪律的好坏，也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说，军队纪律主要指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两方面。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不相同，但从整体说，抗战前期军纪不好的部队较少，而抗战后期军纪败坏的部队则较多。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战场纪律方面，前后期的变化较小，而群众纪律方面，后期的变化较大。这是与高级将领抗战意志的衰退和军队腐败同步演变的。
在战场纪律方面，由于“国军”中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且各派系之间及与中央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所以从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因怀有个人私心，不完全服从命令的高级将领即已有之。如第29军军长宋哲元，既未按中央的命令至保定指挥部指挥作战，也未按中央的指示集中兵力做好抗战的准备，致贻误战机，使平、津迅速失陷；又如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既拒不接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其派部北上的命令，又不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中央令其防守津浦路的命令，不战而退，致日军不战而占领山东；再如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不积极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侧击峄、枣及南下进攻日军的命令，俟蒋介石亲自下令方执行，致丧失有利时机，使台儿庄战斗虽胜而不能全歼残敌等。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部队能够坚决执行命令，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如参加淞沪会战的各部队，参加徐州会战的第22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第59军等。
徐州会战后期，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指挥有误，造成数十万大军匆匆突围，此后部队将领违纪的事件逐渐增多。如豫东作战时，第8军军长黄杰、第27军军长桂永清、第88师师长龙慕韩、第187师师长彭林生等均不执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命令，放弃防地，擅自逃走，致兰封、商丘等重要战略要点不经战斗即为日军占领。
这类违犯战场纪律的事件较多，蒋介石对此亦多次批评，如1938年11月，蒋介石曾指出武汉会战中沿江要塞失陷的原因：“马当与田家镇要塞司令官，及守备富池口的师长，都是弃职潜逃”。〔65〕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指出一般将领的缺点时说：“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的缺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同时还举出了谎报军情的例子：“如这次第九战区湘北作战……军令部根据你们的报告，绘给我一张敌我全般态势图，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摆在侧面平江、金井一带。照这样的部署是很对的，我当时很放心。哪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我们的主力，竟是完全分散在各地，甚至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所在，而仅有一军在平江方面。这样你们的报告，还可作为依据吗？因为报告太不确实，以致判断错误。要不然，我们这一次决不会有这样的损失。”“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高级长官，如此层层虚伪，欺人自欺……那无论你有多大的武力，都要失败。”〔６６〕
至于与军纪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缺点，1942年9月蒋介石归纳出1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部队接收新兵之弊病：士兵发生疾病而任意弃丢不顾，省出伙食费归入接兵官私囊，强拉民众充数，为防其逃跑，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等；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之执行；十二是说谎。〔６７〕这虽不都属于战场纪律，但与战场纪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设想这样腐败的军队能具有战斗力。当然，蒋介石讲的可能有些以偏概全，“国军”的部队不会全都如此，但也不会是个别现象，说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群众纪律方面，各部队的情况并不相同。原西北军系统等部队执行得比较好。就“国军”总体而言，群众纪律的败坏是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趋势相一致的。抗战初期虽然也有违纪现象（如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部队在“失利溃乱”时有“抢劫掳掠”行为〔68〕），但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少数行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国军”的抗战的。当时的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如台儿庄作战的胜利就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至武汉会战时期，有些部队的违纪现象已较严重。如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九江失利的原因时就提到“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报告说：“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６９〕上述扰民事项发生在作战期间，人民虽然痛恨，也还只是消极地逃避。迨至抗战中、后期，每年作战的时间相对减少，“国军”与日军常常处于和平相持态势，而这时军队的群众纪律却更为败坏。例如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督察官关民权在考察晋南一带驻军后向蒋介石报告说：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或烧毁人民器物门窗；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装扰民，行同土匪。〔70〕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尤为严重，发展至人民群众无法忍受、从而群起反抗的地步，并提出“反对不抗日、光扰民的军队”等口号。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时，汤恩伯几十万大军有的“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有的“不战而退，望风披靡”。第一战区在《中原会战检讨》中总结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民不能协同”。检讨说：“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各部队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７１〕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结果的原因，第一战区也承认是由于部队“不守纪律，扰及闾阎”，但绝不是《检讨》中所说的不守纪律者仅“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拉夫、征粮、贩毒、走私等等，哪一件也不是“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所能做到的。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有关军队性质的问题（这里不作论述）；一是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及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们抗战意识极端衰退，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的消极战略，促使军队日趋腐败，以致军纪荡然、军民关系紧张，在局部地区甚至发展为对抗，并截击部队，收缴武器，用以抗日。
国民党军队的弊端是由该军队的性质决定的，而该军队的性质又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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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后论
敌后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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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尚未真正认识到持久抗战的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性。虽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