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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军实施反击，中国军事委员会及第三战区尚未发觉日军主力即将回撤的企图。为保存实力，蒋介石于８月中旬指示第三战区“将战区重心西移”。〔２３〕第三战区遵照指示精神调整了部署。调整后的态势为： 第１０集团军司令部、第７４军、第８６军、暂９军（欠暂３３师）、第６３师、新３０师等部南移至福建省浦城、永吉、建阳地区休整；第４９军、预５师、第２６军、第２５军防守浙赣路以南峡口、五都、洋口、河口、汪二渡东西之线，第１００军（欠第６３师）防守资溪、上清宫、金溪地区，以确保浙、赣入闽的各通路；第２５集团军（司令部位于龙泉东南的坊下）指挥第８８军（欠新３０师）、暂３３师及浙江各保安团位于松阳、青田、温州以南地区，攻袭松阳、丽水、温州的日军；第３２集团军（司令部位于福建崇安）的第２８军（欠预５师）及第１游击总队活动于浙赣路以北新登、建德、寿昌一带；第２３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安徽歙县以西的潜口）的第２１军集结于浙赣路以北漆工镇、三丫桥地区，其第５０军位于石埭和球川。紧接着，军事委员会又将第７４军、第８６军及暂９军西开衡阳，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８月１９日晚，日军第３２、第１５、第２２师团分别从玉山、广丰、上饶同时向衢州撤退，第３４师团从贵溪向南昌撤退。
第三战区发觉日军撤退后，于８月２０日下令各部跟踪追击。当日第２６军收复上饶、玉山，第２５军收复贵溪，第４９军收复广丰。随着日军的撤退，第１００军的第７５师收复鹰潭，第４９军收复江山，第２１军的第１４５师收复常山。迄２４日，日军除原田旅团、小江支队、第７０师团、第１１６师团及河野旅团仍分别控置松阳、丽水、衢州及江山以南的石门市各附近地区外，第１３军主力均集结于衢州地区；第１１军除松山支队（即井手支队）刚刚撤离三江口、竹源支队尚在进贤外，其他部队均已撤至南昌。当日，第三战区正式下达追击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１ 第２５集团军应相机攻略松阳、丽水，尔后向永康、武义之线进出。
“２ 第１０集团军第４９军协同第２１军应猛烈尾追，相机攻占衢州，尔后进出金华、兰溪之线。
“３ 第３２集团军应派有力一部向进贤、李家渡追击。
“４ 第２３集团军以第２１军协同第４９军攻略衢州，尔后进出金华、兰溪之线；衢北军应派有力一部渡江协攻兰溪。”〔２４〕
第三战区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并未采取积极的攻击行动，仅派出小部兵力与撤退日军保持接触。
８月２５日，日军第１３军下达了从衢州向金华地区撤退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第３２师团于２６日拂晓，２２师团于２６日入夜，从衢州出发，分别沿衢江两侧东进，２９日至兰溪、金华附近集结。
“第１１６师团、第１５师团及河野旅团，于８月２７日２１日从衢州附近开始返还，沿衢江两岸地区在２８日到达龙游南北一线，再于３０日进至金、兰地区。
“原田及小江旅团于８月２７日从松阳、丽水附近开始返还，９月１日前后向武义、永康附近前进。”〔２５〕
８月２９日，日军第１３军主力均已到达金华、兰溪、武义地区，第１１军的竹原支队也已返回南昌。根据大本营的指令，第１３军决定留第２２师团并配属７个步兵大队固守诸暨、浦江、兰溪、金华、武义、义乌、嵊县地区，一方面可以此为前进基地，“保持对第三战区再进攻的态势”，一旦发现修复机场，可从此发动进攻；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对这一地区掠夺重要的战略物资——萤石。据日军获得的资料，该地区萤石的蕴藏量约为３５０万吨，仅武义一地即占９０％，且是远东少有的优质萤石。为此，令军主力掩护第２２师团接替这一地区的警备任务，加强防御设施。９月１０日全部接替完毕。其他部队９月底前均回到原驻地。
在日军第２２师团接替警备、部署兵力期间，第三战区判断日军必将撤离金、兰地区返回原防，因而于９月４日令第２１军协同第４９军攻略金、兰地区，并向诸暨、萧山、绍兴追击。后发现日军固守不退，军事委员会即下令停止攻击行动。浙赣会战由此结束。
五、 会 战 简 析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２６〕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１人被炸死，伤亡官兵１７１４８人（包括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１１８１２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４０１８８人，被俘１０８４７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２７〕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２３辆，车厢１８５节，汽车１２９辆，民船１２８２艘，铜、铁、铝材１０２５吨，石油１５５９０桶，桐油９４０００桶，粮食７６７５吨，木材４０００立方米，被服合钱４００万日元。〔２８〕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
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依赖美国，胜利在望，曾一度表现积极，以攻势作战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但在此次会战之前，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连连胜利而盟军则节节败退，特别是美、英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对国民政府的有效援助极为微少，因而蒋介石等人保存实力、坐观事态发展的消极抗战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
当发现日军第１３军向浙江进攻时，蒋介石虽然加强了第三战区的防守兵力，准备在衢州地区再实施一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式的围歼反击战；但当第８８军和暂９军在金华、兰溪地区坚决抗战而颇有伤亡时，为保存实力，蒋介石出尔反尔，在战斗发展至紧急关头下达了避免衢州决战的命令，认为日军必如以前各次进攻一样，在到达目的地后即返回原防，因此采取了单纯的守势作战，事实上是放弃了浙赣路，将主力撤至福建仙霞岭、武夷山南北地区，没有采取攻势作战以歼灭、消耗日军的任何措施。结果适得其反： 为保存实力而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许多重要战略据点基本上是不战而被日军占领，部队大量伤亡多是在突围溃退时发生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行为，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从容地占领２个多月，并抢掠物资，杀害人民；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畅通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向后方运送抢掠的物资。就连日军也说：“自６月下旬以来，直到８月中旬，我军从广信、广丰附近返还，在这一期间，该方面的中国军基本上未见积极活动”，“在６月下旬我军打通浙赣线作战中，该方面中国军毫无作为，一味退避，我方未损一兵一卒，完成了打通任务”，“此后，动向更趋消极，只是考虑到我军回转”。〔２９〕
当日军第１１军撤退、江西保安纵队和第５８军企图乘势向日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实施追击时，蒋介石认为日军既已向南昌撤退，何必再自找伤亡，为“整理战力”，竟下令不许追击；当发现日军第１３军不从金、兰撤退，而是要长期占领该地区时，第三战区部署了进攻，蒋介石又下令停止攻击。将这一切与此前的长沙会战相比，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会战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指挥不统一和逐次使用兵力的战役指导，是赣东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５月间，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从南昌发动进攻时，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将第７９军及第４军从湖南调到赣东地区，划归第三战区指挥，顾祝同曾考虑将这２个军与第１００军一并交付一位集团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赣江以东地区的战斗，但薛岳拒不执行，仍令该军只听从他的指挥，以致以抚河为界，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仍各自指挥。因而当日军沿浙赣路向东进攻时，第三战区只有第１００军的第５７师防守鹰潭以西地区，无力阻止日军的进攻，日军仅以１个支队（３个大队）的兵力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乡、邓家埠等战略要点，而且得以集中兵力（２４个大队）围攻刚到临川地区的第７９军，使这个军遭到歼灭性打击。
军事委员会在５月１６日就命令第九战区将第７９军和第４军从湖南调至赣江以东地区，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守力量，而薛岳未执行。直至５月３１日军事委员会直接电令第７９军驰赴临川，该军才开始东进，但仓促应战，被围受创。当第７９军一再败退、南城也为日军攻占后，第４军才于６月１３日调至赣江东岸投入战斗。当时命令上是让第４军与第５８军共同进攻临川，但实际上只有第４军进行了攻击作战，第５８军仅以一部兵力佯动，主力仍防守赣江之线，防止日军西渡赣江。结果第４军遭日军包围，经苦战方得以突围后撤。日军击溃第７９军和第４军后，７月初再集中兵力围攻第５８军。该军也经苦战才脱离战场。
第九战区使用于赣东地区的部队共３个军，兵力不算太少，但由于逐次投入战斗，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如果在作战之初形成统一的指挥，３个军的兵力能集中使用，则赣东战斗的局势必将有所不同。
附表7－4－1浙赣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