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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作战——盐城位于江苏省北部，濒临黄海，是中国重要的产盐地，由中国新四军担任守备。日军为掠夺盐业资源，用以补充日本国内的不足，并阻止海盐流入中国内地，加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封锁，于１９４１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下旬，以独立混成第１２旅团从东台、兴化向盐城、阜宁进行扫荡作战，以一部兵力占领盐城。
此外，还进行了若干小的封锁作战。
据日军战史统计，仅１９４１年上半年，用于沿海封锁作战的兵力就有６４个大队，约相当于７个师团的兵力，作战后又用２个半师团的兵力留驻于一些要点担任守备，以保持持续的封锁效果。１９４１年秋季以后，为进行南进准备，才停止了封锁作战。
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确实给中国方面造成了相当困难，以致到１９４２年，中国的所有海上通道都被封闭，只剩下一条通往苏联的陆上通道。为冲破日军封锁，中国不得不开辟一条空中通道——由印度东北部飞越当时还属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昆明。这条空中通道后来以“驼峰运输线”而著称于世，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年代，每月运进几千吨到１万吨美国援华物资，以应急需。日军的封锁未能完全切断中国与盟国的物质联系，更何况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自然经济为主，这样一个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大国蕴藏持久抗战的巨大潜力，绝不是日军的封锁所能窒息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 对内地的航空作战
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日军航空兵在其战略进攻阶段，以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要任务；转入战略保守以后，日军大本营要求陆、海军航空部队互相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中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并破坏中国空军的重建。日军大本营在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和作战计划中反复地强调这一方针。这就是说，日军航空作战的重点由前线转向了中国的深远后方，由战役战术性行动转向了战略性行动。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侵华日军陆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１、第３、第４、第７飞行团，拥有各式飞机约２６０架；海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１、第２联合航空队，第１、第３、第１４航空队和高雄航空队等，拥有各式飞机２５０多架。这是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力在华的最高额，后来部队的编组和序列虽屡有调整，但飞机总数没有大的增加。１９４１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逐渐减少。
日军控制的机场甚多，但多半只能用于战斗机临时野战。可供重型轰炸机起降又最接近中国内地的前进机场，在华北是运城、包头，在华中是汉口。运城至兰州，及汉口至重庆的距离约为７００—８００公里，除重轰炸机和部分侦察机外，其他各种战斗机都因续航能力、飞行半径的限制，不能执行如此远距离的作战任务，因而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都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条件下由重轰炸机和海军的中攻击机单独进行的。适合执行此种任务的飞机，陆军航空兵只有４０多架，海军航空兵约有９０架（１９４１年一度超过２００架）；对稍近目标的攻击，则尚有约１００架轻轰炸机及部分战斗机可以担任。
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１年９月，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有４个较为集中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有计划、有重点的空中进攻战役。
第一阶段为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９年２月，主要目标是重庆和兰州。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政治上和军事中枢机关所在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必经大道，又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日军企图利用攻占广州、武汉后的声威，再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沉重的一击，迫使其屈服。这一阶段日军以主要装备重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团由汉口起飞，对重庆进行了４次集中轰炸。因重庆天气不好，时有大雾，投弹难于命中目标；第一飞行团又转场到包头和运城，３次轰炸兰州，对兰州东、西机场和市区进行破坏，炸毁了苏联援助的部分飞机，但也遭到中国空军和防空炮火的反击。据中国方面宣布，中国击落日机十余架；日方则承认被击落５架，其余飞机虽全部中弹，但安全返航。此外，以轻型轰炸机为主要装备的日军第３飞行团还对长沙、常德、恩施、芷江等地进行了轰炸；海军高雄航空队和第３联合航空队（使用海南岛和南宁机场）还对桂林、贵阳、昆明、蒙自和滇越铁路大桥进行了轰炸。
第二阶段为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在此之前，因发生诺门坎事件，日军大本营一度将航空作战主要方向放在关东军方面，用于对苏战备。诺门坎事件解决后，日军重新调整力量，继续对中国内地实施航空作战。这次的重点目标仍是重庆和兰州。由于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多在兰州进行交接和训练，并从兰州起飞轰炸过运城机场等日军军事设施，所以这一阶段日军对兰州的轰炸较前更加猛烈，决心要切断苏联对华援助的西北路线，摧毁正在重建的中国航空力量。在约１个月的时间里，持续轰炸兰州黄河铁桥和东、西飞机场。特别在１２月下旬，每天出动１００多架次飞机，投放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兰州淹没在一片火海中。在轰炸兰州之前和同时，还轰炸了延安、西安、银川等地。
第三阶段为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８日至９月４日。这次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持续时间也长，日军称之为“１０１号作战”。
５月２日，日军大本营就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立即实施空中进攻作战，以期在宜昌作战的同时对中国方面加以双重打击、收到更大的效果。西尾寿造随即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岛田繁太郎协商，５月１５日达成《陆海军关于１０１号作战协定》，预定自５月中旬起约作战３个月时间，参战兵力以陆军第３飞行集团第６０战队的５４架重轰炸机和海军第１、第２联合航空队的１３２架中攻机为基干，攻击目标为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军事设施，以运城、汉口、孝感机场为陆、海军基本机场（可互相交替使用），第一期主要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对成都方面作战。〔３〕
５月１８、１９日，日海军航空队分别对重庆、成都、梁山、白市驿机场进行夜间袭击；从５月２０日起把主要目标指向重庆，集中轰炸兵工厂、弹药库、中央政治和军事机关所在地等。陆军航空战队则于６月５日开始进攻。起初天气不好，日军空中进攻行动有所影响。６月下旬天气一当晴朗，日军每天出动飞机均在１００架次以上。日本陆、海军航空队５、６月份总计向重庆出击３０次，出动飞机１６６２架次，投弹１１３４吨，给重庆市区造成严重破坏。６月５日的一次轰炸中，重庆最大的一个防空隧道内因通风不好，空气缺氧，窒息而死者即达万人以上，成为８年抗战中触目惊心的大惨案之一。此外，还向成都、西安、梁山、白市驿出击６次。
７、８月间，因连日阴雨，以运城为基本机场的陆军航空队多日不能起飞，只出击了８次；而以汉口、孝感为基本机场的海军航空队则出击了约２０次，分别轰炸了重庆、成都、宝鸡、铜梁等地的军事设施。自８月１９日起，日本海军以其新研制的零式飞机首次投入对重庆的攻击（以宜昌为中继机场）。该机种显示了优越的性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机种之一。
“１１１号作战”至９月４日结束，历时１１０天，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共出动飞机４５５５架次，投弹２７１０７枚（２９５７吨）。其中对重庆出动２０２３架次，投弹１００２１枚（１４０５吨）。日军宣布击落、炸毁中国飞机１８２架，中国宣布击落、击伤日机４０３架（日军自称被击落１６架）。
第四阶段为１９４１年５月初至９月初，日军称之为“１０２号作战”。这次作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从５月３日到７月中旬，海军第２２航空战队对重庆进行了２２次攻击。７月中旬第１１航空战队进驻汉口、孝感，以１８０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加入对重庆、成都等地的攻击，扩大了作战规模。从８月２日起，陆军航空兵第３飞行集团以第１、第３飞行团为主力发起进攻，主要目标指向长江上游的中国舰船、港口和自贡等产盐地，还袭击了天水、临洮等中国空军机场。８月２６日，从关东军调来的第１２、第９８重轰炸机战队到达运城，除对兰州、延安、西安等地大肆轰炸外，也加入了对重庆的攻击。这样，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在１９４１年８月下旬达到最高潮，每日出动飞机超过２００架次（战斗机不在此数）。９月１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行南方作战的预备命令。９月２日，第１１航空战队调离汉口。９月１２日结束了此次作战。此后日军再未对中国内地实施过如此规模的空中战役。
三、 简析
从１９３８年底到１９４１年秋的近３年里，日军大本营特别强调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和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作为战略行动，将此列入全盘侵华战争的指导方针，企图以此弥补正面兵力的不足，充分发挥其海、空优势，对中国保持最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诱降，以求得中国问题的迅速解决。此着不可谓不狠。中国当时还是单独对日作战，处于最困难时期，因此日军的封锁和对后方的大肆轰炸使中国难上加难。但是，从根本上说，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又是其力不胜任的战争，单纯依靠军力的优势，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无法补救其战略、政略上的根本错误和根本不足，也绝不可能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中国对日军的沿海封锁和空中攻势，虽还击乏力，军事设施、经济活动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但其持久抗战的潜力正日益发挥，其战略、政略上的优势正日益显露，终于熬过难关，迎来了与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好局面。
注释：
〔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１０１页。
〔２〕同〔１〕，第１１１页。
〔３〕同〔１〕，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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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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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战区的建立一、 日本的南进政策
北进、南进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其世界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占领中国为前提，中国战场的发展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夺取苏联远东地区，将其与中国的东北、内外蒙古联成一片，因而使日、苏矛盾日趋尖锐。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少量兵力在短期内迅速击败中国，以实施其北进政策。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