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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１１军告急。１０月１０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１１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１３师团第１０３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３９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１０月１０日上午，中国第３２军、第２军及第７５军第１３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２０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１０月１１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策应第１１军的长沙作战，１０月２日以第３５师团自新乡以南强渡黄河，１０月４日却轻易击退第一战区第３集团军部队，占领中原重镇郑州。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５师团虽然撤出郑州，返回原防，却在黄河南岸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西侧的霸王城要点建立了桥头堡阵地，以２个步兵大队、１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为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５．４万具，被俘４３００人；日军伤５１８４人，亡１６７０人。这个统计显然夸大了日军的战果。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７４军的第５８师伤亡５５％，第５７师伤亡４０％；第３７军的第６０师伤亡５０％，第１４０师伤亡３０％；第４军的第１０２师伤亡４５％；第１０军的第３师伤亡３５％，伤亡确实惨重。
四、 会 战 简 析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７〕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１１军攻占长沙仅２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会战总结报告中曾列举种种问题，如：对敌情判断不当，友军彼此不信任，致乏协力，部队运动迟缓，师以下军官战术修养不够，指挥能力薄弱，部队纪律太坏，执行命令不彻底，训练不足，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８〕其实这些都是部队建设、部队教育方面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第九战区部队有，其他战区部队也有；不仅此次会战有，其他会战也有。而且这些问题多是针对下级而言，还未涉及高层。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１． 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１１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９〕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２６军、第１０军、第７４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２． 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１１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１１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８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１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４军、第５８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１３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１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１３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３． 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１１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９月２０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１００军对南昌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８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附表６…１１…１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９月）
第１１军司令官阿南惟畿
第３师团丰房太郎
步兵第５旅团（第６、第６８联队）
步兵第２９旅团（第１８、第３４联队）
骑兵第３、野炮兵第３、工兵第３、辎重兵第３联队
第４师团北野宪造
第４步兵团（第８、第３７、第６１联队）
骑兵第４、野炮兵第４、工兵第４、辎重兵第４联队
第６师团神田正种
步兵第１１旅团（第１３、第４７联队）
步兵第３６旅团（第２３、第４５联队）
骑兵第６、野炮兵第６、工兵第６、辎重兵第６联队
第４０师团天谷直次郎
第４０步兵团（第２３４、第２３５、第２３６联队）
骑兵第４０、野炮兵第４０、工兵第４０、辎重兵第４０联队
第１３师团内山英太郎
步兵第１０３旅团（第１０４、第６５联队）
步兵第２６旅团（第１１６、第５８联队）
骑兵第１７大队，山炮兵第１９、工兵第１３、辎重兵第１３联队
早渊支队支队长为第２６旅团长早渊四郎
步兵第１１联队、步兵第５８联队第１大队、山炮兵第１９联队
荒木支队支队长为第３３步兵团长荒木正二
步兵第２１５联队、山炮兵第３３联队第３大队
江藤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１４旅团步兵第６２大队（大队长江藤大八）
独立步兵第６２大队
平野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步兵第６３大队（大队长平野仪一）
独立步兵第６３大队
战车第１３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２联队（配属第６师团）
独立山炮兵第３联队（配属第３师团）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１４联队（１０５毫米榴弹炮）
独立野战重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