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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守了大片领土，丢失了东半部最重要的点线，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掩护沿海大批工厂内迁，掩护全国转入战时体制。总之，日军在战役上攻城掠地，在战略上却力不从心；中国在战役上屡屡失利，在战略上却初见胜算，因而证明持久消耗敌人、最后战而胜之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可行的，增强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力量。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日方仍占上风。日方虽无力继续战略进攻，仅能实施战役性的有限攻势，而中国也还不足以进行战略反攻，仅能在抗击日军有限攻势时实施局部反击。在此情况下，双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各自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政略、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即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０年，是世界形势酝酿着更大动荡的时期，纳粹德国由对邻国的武装扩张发展到终于发动欧洲战争；日本在对中国继续作战和诱降的同时，逐步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以寻求新的出路；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挽回地向全球规模发展；苏联从其自身安全考虑而力图避免直接卷入战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 国际形势的发展
日本法西斯进攻武汉期间，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在英、法等国绥靖政策纵容下，加紧了对外侵略的扩张步伐，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针对英、法的弱点，进一步提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问题。苏台德是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希特勒早已在此成立纳粹组织，制造骚乱，企图将该地区从捷克分离出去，并入德国。德国国防军也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开到德、捷边境，随时准备入侵捷克。在德国的威胁下，英、法都不愿承担原先对捷克安全所承担的义务，认为满足希特勒某些要求即可维持欧洲和平局面。英国首相张伯伦自愿充当德、捷之间的调解人。９月２９日，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在捷克被排斥在会议之外的情况下，达成一项在国际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政治交易，于３０日午夜签署《慕尼黑协定》，完全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将捷克肢解。１０月１日，德军进占苏台德区，到１９３９年３月，德军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日本看到希特勒的强硬政策频频得手，特别是看到英、法等国在德国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无力东顾，且美国的战争准备还远未完成，一时还不愿卷入战争，所以它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也要抓住有利时机，以某种方式向英、美施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发表声明，提出除征服中国外，还要达到最后目标——“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说：“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略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帝国所期求者在于建设和确保东亚永久安定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这一声明，为帝国不动之方针与决心。”〔１〕
这个声明是说给中国听的，也是说给英、美听的，而且主要是说给英、美听的。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公开声明的方式向世界宣布它的这一国策——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以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对欧美外交持慎重态度和传统的亲英政策的一大发展变化，也是日本已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即将实行南进的信号。
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使英、美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它们认识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而且是要把美、英势力最终赶出中国和东南亚，把亚太地区变成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它们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美、英两国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和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９日相继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指出东亚新秩序违背九国公约，不符合门户开放原则，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２〕同时，美、英两国也重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以及中国抗战对阻止日本控制亚太地区的重大作用，认为中国在一年半的抵抗中，已成功地遏制住了日本的攻势，中国的战争潜力比原先预料的要大得多，这种潜力正在发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３〕美国公众和军界、外交界许多人士都主张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宣布给中国２５００万美元的贷款。４天后，即１２月１９日，英国宣布给中国５０万英镑贷款用于购买卡车；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又宣布给中国５００万英镑贷款用作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法币。同年７月２６日，美国又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铺平道路。美、英的援助虽然对中国的抗战还是杯水车薪，但毕竟转向积极，其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使中国抗战逐步进入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时，中国政府的主要外援仍然是来自苏联。据统计，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苏联向中国提供３次易货贷款，总金额为２．５亿美元。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损耗的重武器等，基本上是由苏联援助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和轻重机枪等补充的，并有２０００多名航空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战。在武汉会战及其前后，有２００余人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
除直接军事物资和军事人员的援助外，苏联远东军的存在，也是对日军的有力牵制。１９３８年７月和１９３９年５月至７月，日本关东军曾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向苏军挑衅，结果都被苏军打败。日本慑于苏联在远东的威力，所以１９３８年后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直保持１０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却不能用于关内作战，这也减轻了中国关内各战场承受的压力，对中国的抗战起到积极的牵制日军的作用。当然，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也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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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本侵华政略、战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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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１５个月的作战，日军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并未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全部陆军３４个师团，投入中国的有３２个师团。其中２４个师团，即占其全部陆军７０％的兵力配置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２４个师团要在约４０００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与中国军队对峙，要在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内应付中国游击兵团的袭击，还要在漫长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这些交通线上的城市要点守备，其兵力的缺乏可想而知。另８个师团配置于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既用于对苏备战，也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其后备兵员及动员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其财政支出１００亿日元中，军费支出高达８０亿日元，占８０％，仍不敷用。其军需生产虽一再追加，仍难以为继。日本所预言的速战速决的神话并未出现，而他们不曾设想，也最不愿看到的战争长期化的局面却摆在了眼前。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估计中国，转变侵华方针。这种转变，有一个逐渐调整和实施的过程。这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及以后的一系列决策文件中陆续反映出来。１９３９年欧洲大战的爆发，一度使日本抱有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以直到１９４０年秋德、日、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决定实行南进政策后，才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确定对华持久战体制，用日本的话说，叫做“长期大持久战”，或“大持久战方略”。新的政略、战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实行军、政两手并用而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方针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大本营认为“从战略上看”，“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今后本军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即将诞生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创造良好的条件，扶植其成长，以达到战争之目的”。“与其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抓住不放、急于以武力求成，不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目前主要应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然而，如对已被压缩的蒋政权放任不管，也将留下严重祸根而带来后患，故应适当进行促使其崩溃的各项工作。为支援此类工作，必要时应进行局部作战”。与此相适应，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１２月２２日，近卫第三次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虽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明确提出了武力征服和政治谋略两手并用的方针。近卫第三次声明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便从重庆出逃，经昆明、河内到上海、南京，甘作日本傀儡，组织伪政权，就是这种政治谋略的结果。
２． 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
根据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御前会议决定的《陆军作战指导要纲》，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１２月２日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和第２１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发布“大陆命”第２４１号命令。关于侵华日军的总任务，命令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然后扼要规定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及第２１军各自的任务，并将华中的“作战地区大概规定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之间”。这个命令中不再提扩大占领区，也没有要攻取下一个大目标的意图，显然放弃了战略进攻的想法，而只将侵华日军的任务原则性地规定为“确保占领区”和“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布的《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