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有的人试图寻找中国历史中某些特殊的、内在的固有模式,而其他一些人,则透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国历史中寻找相似的对应(如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两种对历史的分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无论他们是否明确表达,我们同样能够感觉到,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他们对中国倾注了更多的关注。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4)
但是,自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逐渐被一种唯意志论的观点所补充。在这种观念中,救亡不再依赖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消极信任,而是依赖于更高的自主意识的实践活动。这种转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正处于弱化之中的西方,使得中西方的实力对比相比显得更加平均,也使在此之前完全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看到了希望。第二个因素来源于这种洞察,即发现甚至是在20世纪中,中国的生产方式仍然属于“亚细亚”类型。如果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具有其最终决定性,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仍然不是没有一丝希望(当然不会同时或早于西方那些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兴趣超过了其他任何事务,因为只有这种意外的成就,才足以使它克服以往的落后带来的耻辱。他们相信,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即使是在缺乏必要经济基础的条件下,也并非没有意义——这种想法同样符合马克思的教诲:社会的转型,取决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同样也还取决于社会大众中部分人群意识的特殊构成。但是换句话说,即使所有关于革命的假设都被提出,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它们,那这种假设仍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再大胆一些,我们还可以把最后一句话倒着过来理解:并非在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社会变革时需要意识,而是“意识”具有足够的力量,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能够同时创造社会变革并且同时创造经济基础。在这种推理下,那些与现代中国相关连的意义将会被观察。马克思的洞见使人们相信,历史的发展会按照既定的科学规律前行,这种规律甚至像我们能够推算出行星运动的轨道那样可信。这正是中国历史学家们曾经的梦想,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最初都是观星象、卜未来的天文学家。然而,矛盾之处很快显现,这种观点相信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同时,这种历史的发展又受控于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人类社会历史“自然法则”的所有决定性因素,又会因人定胜天的“奇迹”而发生改变。这样,那些自然法则又失去了效力。
377李大钊所有的论点都倾向于这种唯意志—积极主义的方向。他对这种观念相当的热心,因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并且由此,“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但同时,他又对那种认为人们什么都无需努力,只需等待社会自发转变的观点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判。“颇有一些人对历史唯物史观存在误解,他们说,社会的进步只取决于物质条件的变化。因此,他们否认人类的能动性,仅仅坐在一边,等待新环境的到来……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唯物史观的影响恰恰与此相反。”在1921年李大钊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说,决定社会是否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而是最为发达的国家的发展程度,因为他们会对那些倒退的社会有间接的影响。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沿着发展阶段单调重复前人的路途,而是快速寻找到发展的捷径:
378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实现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在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又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老子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这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亦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经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5)
在引文中的第一部分就已经显示出李大钊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因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了资本主义体系更多的压迫。在另外一段文章中,他试图将中国人民的整体形象描述成“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则预示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他认为,并非是阶级斗争(孙中山同样也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病征的征兆是杞人忧天,因此抛弃了做法)的不同阶段,而是不同阶段社会的“共同目标”,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尺度。这种观点来自克鲁泡特金,并被当时还在日本求学的李大钊所接受。通过这种理论,他成功地去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足以使处于虚弱状态的中国沮丧气馁,又藏身于阶级斗争理念之后的理论。他使中国处在可能有所作为的状态,使理论马上能够投入实践并取得效果是一种原则。这样,由于外在条件所造成的犹豫与迟疑,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吉祥的感觉,就能得到有效的避免:
379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厮杀。这种共同目标,这种宗教,这种社会能力的精神,能够使人类获得进步。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精神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人们的这种精神,自从人类远古以来就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用的社会能力,它的声音仍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回荡。这种神奇的力量并非来自外界的刺激,亦并非源于利益的权衡,而是完全来自自然本心。这种自然力量的神奇,直可与性的神奇、母爱的神奇以及祭献的神奇相比。
当读到最后一段时,人们能够相信,正如马克思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那样,李大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不过是孟子“诚”的思想的鲜活再现,它反映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如何无意识地卷入古老的“内”/“外”的二分法之争,并同时指向意识形态方向。在这个时刻,民族性的因素尤为凸显。尽管有其自身旨归,仍然有一系列问题围绕“今”与“非今”(如乌托邦,以及理想化的过去)这一组内在对立展开。其中,如人的意识、源于“天性”的共同目标和不受限于时间的无限广阔的“今”,都可以被归入“内”(即中国)的范畴之中。其他一些,如技术、经济增长、“人为的”阶级斗争(因为现在既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又非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当下可以清晰定义的渐进社会进步,都可以被归入“外”(即“外国”)的范畴之下。与以往相比,只有“知”、“理”、“乌托邦”与“行”、“实”在两边的位置发生了转变。在远方,那些真实但却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属于“外”,而在“内”,在中国,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直面现实的“行”。但在这种转变中,在针对更为基础的“内”的行为中,李大钊明显地看到了唯物主义的本质——它能够在民族层面上,给中国以发展的机会。真实,对他来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李大钊对城市的期望逐渐下降,与之相协调的,是他对乡土和农村——它们占据着“内”的中国的大部分面积——的赞颂。在一份写给中国青年的宣言中,他这样说道:“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对乡村的极高评价,显示出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时期所受到的“新村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引发了直接的政治结果。在1919年,他号召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生加强在农村与农民的接触,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在城市中学习书本上的理论:
380我们要做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做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撅,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传播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须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6)
381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由农民而非产业工人最终完成——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最终在血腥中被镇压,可以看作是这种趋热的征兆。当这种趋势愈加明显时,李大钊对组织农民的工作兴趣就越加浓厚,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更为突出。几乎是必要地,中国也被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