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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的姐姐：‘姐姐，你在我的手中看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他姐姐回答道。此时，主说道：‘我的左手握着太阳，右手握着月亮。你能够看到它们么？’。”
298这则轶闻所以具有启示性，乃是因为它所描述的“主”手中托起日月，与传说中的预兆图画“推背图”有着惊人的相似。它象征着宇宙的缘起。其中所出现的日月，在最古老的传说中，被一个超自然的、伟大的形象托起。托起的方式恰恰也就是洪秀全所描绘的方式。与这幅图画极为近似的描绘决非偶然，它向我们暗示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整个世界，将为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复兴”，而且还是一场彻底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全新开始。这种重整天地面貌，抛却一切传统重新为立法的坚定信念，洪秀全从来不曾忘记；也正是这一点，悲剧性地导致了他日后的失败与死亡。当军事将领李秀成在“天都”南京被清朝军队重重围困，希望他撤出南京之时，他这样回答他的将军：“我来此世界，乃是奉上帝与耶稣的圣喻，做统领万朝的真主。我有何惧？你不必再陈奏折……你说我们仍有兵可用。但我的天兵天将，更是多过大海中的水滴。我们有何惧？”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13）
但是，太平天国继而发生的内部腐败，对它造成了决定性的可怕影响。尤其是在南方，腐败在广大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毁坏。与他们所追求的“太平”相反，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就连墓地都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一位英国当时的作家以相对诗意的笔调写道：“野兽徘徊，在废弃的城镇中建立巢穴；鸡鸣于野，而荒野之处曾经喧闹繁华；野草横生，而那些地方曾经是沃野良田。”所有这些见证者的描述都是事实，评论者对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破坏力的憎恨也就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憎恨远远超过了对太平天国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尊敬：“他们体现的，简直完全就是一种无法缓和的灾难，是自始至终的破坏，并且从未在破坏之后有任何建设。”只有在历史视野的关照之下，事件才能够得到公正的评判。在这种对传统文明极大破坏背后所潜藏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又一次推进的毫无争议的伟大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变革。尽管在评判结果上存在不同，近期的历史学家们也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注意太平天国运动的改革尝试，尽管这种改革尝试造成了实际上的破坏。尽管如此，强烈的反对之声依然存在。如著名的持保守观点的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简又文（Jen＇Chien＇Yuwen）仍在撰文，批判太平天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所有农民实际上成了国家的奴隶。国家成了全权的土地所有者，剥削压迫着所有农民。……这种（太平天国）的政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高级的理念……但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分得的劳动成果越来越少。他们甚至都不能够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的需要将不能得到贯彻满足，他们生活困顿，甚至难有任何欢乐。在这个国家中，农民终其一生不得不作牛作马。”
299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对这种农业政策也表现出他们的批判观点。但经常的，他们是对这种政策所体现的理念持赞同态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百周年纪念会上，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编辑评论，认为西方对太平天国运动，尤其是将太平天国把土地分给大量小土地所有者的行为视为早期农民起义的“乌托邦”思想的评论，是极不公允的。并认为，太平天国在他们战斗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辉“将被中国人民永远纪念。”历史学家范文澜，视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声，在那次的评论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最富激情：
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进步部分，不仅实现，并且有了极大的发展。从天朝田亩制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选举乡官到人民民主专政；从朴素的反对封建文化到广泛传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就，比之太平天国革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先驱者来看，大路椎轮，还是值得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历史学家与政治家对太平天国运动不同的评价，不仅仅因为他们各个阵营方向的不同，同样也是因为这个运动内在包含的矛盾性。实际上，它既是结束，又是开始；不同的视角观察会发现它存在的两面性。没有一种思想意识，能够比太平天国更好的帮助研究者开始对数不清的中国早期政治、宗教起义进行研究：如此之多古老观念、历史沿袭的轮廓尽皆集中于此。其中包含的末世学说、弥塞亚信仰以及他们的非基督教成分，也都留下了无比清晰的发展轨迹。同样，也没有一种思想意识，能比太平天国更清晰地反映西方的观点一旦被中国接受，将会对中国的思想意识产生怎样的折射，并由此使中国思想的色彩发生怎样惊人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在血泊中倒下了。洪秀全至少曾经正确，因为他告诉人们，隆隆的雷声将引导中国进入全新的纪元。在这个纪元里，太阳升起之处不再是从东方，而是西方。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1）
儒教的“改革”
300太平天国起义从精神上和政治上根本地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将这一特别事件视为现代中国的起点。而其所产生的骚动，也暴露了儒教在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受到的削弱。战争过后，甚至还在起义正在进行过程之中时，是“忠”的观念驱使着儒家士子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也正是在儒教的基础上，他们才会提议支持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权。但是这种后来被称为“同治中兴”的复古尝试，最终还是流产了。但它的发起者曾国藩（1811…1872年），——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将领、诗人性格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楷模——清楚地明白，对太平天国的成功剿灭，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问题才刚刚开始。整个帝国的复兴，在中国被称为“中兴”——这种“中兴”在中国历史上确有数次先例——或者可以被理解为，从它的开始已经走向灭亡。很简单的原因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数次“中兴”先例而言，中国此时突然发现，它自身的存在与否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诚然相信自己会达到最终的现代化，但奇怪的是，正是儒家学者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反对者，对他们自身的境遇有着更清醒深刻的认识。在表面的伪装之下，洪秀全可以被视为借宗教进行反叛的革命者中的一员，这种形象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不断出现，为中国的传统权威不断制造麻烦。但是在同治中兴于19世纪末流产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引导儒教回归正统的先驱者，相信他们发现了儒教最为古老、正统的层面；实际上或许是无意识地，他们所作的努力最终不过是儒教回光返照式的最后挣扎。他们对儒教以及中国精神特质的理解，已经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301甚至当他们欲对时弊有所作为，主张以中国传统为“体”时，所“用”便要借鉴于西方，尤其是西方在技术上的专长。他们的思想体系能够体现这种倒置：它们不是西方外观下潜藏的儒家价值，而是在儒家表面下的西方理念，而那些西方理念，又经常被误解和扭曲。欧美思想与中国思想的混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特征。面对西方思想，天真与智慧、羡慕与怀疑、放弃与希望纷然呈现，令人着迷，一并构成中国近半个世纪（1885…1935年）的思想史。突然而至令人兴奋的发展为年轻一代创造了机遇，使得他们时而能够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
在当时所有流传至中国的西方思想中，进化论及其相关理论，无疑产生了最为巨大的影响：郝胥黎（Thomas H。Huxley）的《演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于1896年被严复（1835…1921年）翻译至中国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的中国译名，便是《天演论》。——译者注严复早期便以他对西方科学作品的翻译树立了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威望。在《天演论》面世后不久，便成为了“当时几乎所有学生的枕边书”（胡适）。七年以后出现的斯宾塞（Hebert Spencer）的《社会学》（Study of Sociology）也同样产生了这样的影响。达尔文的作品（以及EHHaeckel（海克尔）的作品）直到相当晚的时期还仍然没有被曾留学于德国和日本的学者马君武（1881…1940年）翻译至中国。然而由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思想，他的声名甚至超过了较早为中国人所知的郝胥黎与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容易在通俗的层面上被理解，而其中所混杂的对进步、现实和野蛮的信仰也确能最恰当的代表当时西方入侵者在中国人心中代表的形象，以及他们逐渐增强的对中国的威胁。它揭示了西方强力的关键，并且指明了最终打败西方的可能方法。很明显，力量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个体的强壮也不是发展（赢得未来）的惟一因素。对进步的模糊信仰，对未来的向往，使得他们相信强力的重要。甚至在他们完全理解西方文学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之前，中国学者就已经对这些作品有了模糊的概念。为了保持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信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知识人在面对西学初期进行的工作——他们开始致力于寻找自身文化传统中堪与西方智识匹敌的文化因素。最终，他们兴奋地在儒教中找到了“今文经学”，并使它在被历史遗忘一千年后，于18世纪悄然浮出水面。302他们希望从中找到与引导西方走向物质发达相同的内在因素。更进一步，这一学派中所包含的“仁”（爱人）的思想，更是西方思想体系所缺乏的。这种中国与西方进化观点的融合所直接导致的，便是催生出曾经便已出现在中国的，对理想的社会形态的规划（天下）。它并不仅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企图推行天下，实际上，它甚至超越了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因此它连乌托邦都称不上：乌托邦，实际上也不过是乌有之邦。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2）
提出这一大胆、规模庞大的未来派计划的作者，是康有为（1858…1927年），一个中国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最有趣、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个人思想历程是突变而断裂的，在同样突变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明显分为方向完全相反前后两个阶段：在一开始，他的思想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头；而到了后期又保守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在他在12—16岁之间，因为拒绝写八股文而让他的老师感到震惊。其结果，便是他在科场的屡次失利。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得以饱览所能够接触到的各种书籍，对那些有助于他深入了解欧美世界的书籍尤其感兴趣。在21岁之时，他经过一处佛教圣地，身处田间，开始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