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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2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3 需于泥,致寇至。
4 需于血,出自穴。
5 需于酒食,贞吉。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7)
6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16在这些句子之中,胡适看到了对巫师命运的一个暗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住所,不得不在血中等待,但仍相信某天,在新的统治下,他们会荣耀地重新归位。下面这首诗选自《诗经》的“商颂”,它赞颂了商朝的伟大,对胡适来说也是个相似的暗示: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祈祈。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这首诗里的重要之处在于,事实上,所有传统注释者都对诗歌中间部分提到的“武王”身份感到迷惑不清。因为中文不分时态,因此无法判定最后两节(我将其翻译成现在时)指的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胡适大胆地认为它们是指向未来。因为他无法确认历史上有否武丁的后代,虽然人们将如此频繁被赞颂的功绩归之于他,但是否确有其人配得上这样荣誉的称号尚不得而知。不过胡适从“武王”、“武丁孙子”里看到了一个救世主,他将商朝人民从他们的巨大苦难(大糦,这个词会出现在这个文本里,只是为了显示正确文献,虽然如此,代之以出现在公认经典里相似的书面符号“米”仍是非常冒险的替换)中解救出来。冯友兰(1895…)享誉世界,学问和胡适不相上下,他反对胡适的观点,认为这太不可能,特别是关于救世主的预言。但是,两人的观点并不是真的那么针锋相对,而且都太吸引人了,所以不得不提及。即便他们的观点对早期周朝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评价没有什么意义,这些观点也是中国的现代早期中最重要的思想,因为他们试着开始变得具有自我意识。无论如何,胡适对儒教思想起源的深入研究——而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我们在此讨论的范围——直接关注到了儒教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并不屈从于任何质疑,而且已被世人忽略太久。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二节 漠然现世(1)
天
公元前770年,周朝的统治崩溃了,离他们战胜商朝不过三个世纪。这没有导致商朝的再现,国家反而经历了将近半个多世纪无正常统治者的时期。周王被外族部落驱逐出他们西部的王室领地,虽然先开始保留了名义上的统治者身份,但他们的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宗教和祭仪事务中。因此,他们在这些领域里保持着最长久的影响,此领域曾是他们驱逐商朝巫祝的地方。然而当时普遍认为,在以下两者——即被视作是指导祭祀上天的某类高级祭司的君王,和被视作是“王国保护者”的富有权势的诸侯——之间权力的分割,颠倒了正确的秩序。这些诸侯如今已经独立,先前却是封地上真正的统治者。一切秩序的瓦解,封地之间无尽的征战,人民痛苦的不断增长,这一切都更加确认了上述看法。除此之外,在智识事务中还存在着某种欺诈。当周朝僭取了王权后,许多由商朝创造的概念,特别是宗教概念,必须和周朝所使用的一致起来,或者结合在一起,尽管从原初意义来说,两者毫无关联。这种暖味不清导致了以下后果:虽然它们表面看上去也许更有趣,但事实上却经受着实质意义的丧失,因为丰富多元的含义彼此抵消了。
对于这种趋势来说,一个非常富有特色也非常重要的例子是“天”这个词。最一开始,它显然是代表了商朝统治者的祖先。古老的象形文字清楚地显示出一个人形,它有着一个庞大的头,以及强健发达的四肢。但周朝的统治者当然无意对商朝的先祖尊重致敬了,这很自然,不过他们也不愿抛弃这么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周朝的宗教也崇拜天,所以他们把这个最早的祖先确认为“上帝”,即“高高在上的神/皇帝”,非常敬畏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丧失了许多独特性,渐渐仅指周朝最古老的祖先“在帝皇左右”执掌王权的地方。所以,“天”不仅失去了他作为一个人的特色,也失去了直到那时他所拥有的作为人的亲近感。结果是,文献中记载着“天”自己“说话”以及并不仅仅是自发地行动(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的那些章节,变得越来越罕见。相反的,我们看到的是和这个词本义截然相反的意思,在这些记述中,越来越多强调的是天和人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在先前提到的编年体《左传》中,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24年下面,记载的是如下资料:“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18在商朝,此界和彼界这两个王国还是非常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如今,它们的分离虽然迟疑,却已明白无误了,任何人都可以注意到。假设苍天之广袤无法测量,那么早在将“天”和“天堂”的等同中已暗示出此界和彼界之间的鸿沟。致天的祭祀和《易经》的使用,渐渐被当作是宇宙法则的象征,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期待彼界对此界的直接干预。这其中反映的是一个更表怀疑的态度,一种已回归自身的精神。另外,《易经》中的二元论加强了早已被接受的存在之两极性,暗示出天(阳)和地(阴)的相对。这个新概念在两个方向上使用。心理上,对天的认知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被创造出来,可以很好地成为庇难所,有着美丽的远景和幸福。但是,它也建立了清晰的界域;它让大地成为人的居所,而且和以往不同,是活人的居所,同时提出,隔绝灵魂的那道分界应尽可能地难以穿越(这包括了那些家园并不在上天而在彼界的另外一些领域的灵魂)。
可能是巫师发现上天是福佑的准存在空间。他们中许多是女人,和占卜师一起在商朝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祈雨时。甚至在很久以后,他们仍然在某种习俗中继续着他们的活动,这种习俗主要存在于中国南部。占卜这种行为的本性,使他们的活动应该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且是那么早的时期,则更不可能。但是在《楚辞》的一组像歌一样的诗里——这本书成于公元前2世纪,其中最早的一些部分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我们找到一些诗句非常清楚地、风格化地传达了这些神秘的概念和巫师的宗教体验。通过“兮”这个词(它仿似悲叹),这一组诗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激情语言,描绘了巫师飞向天宫的狂喜旅程。巫师在一种几乎色欲般的经历中和住在天上的神相遇,组诗都在此达到高潮,而且通常结束在巫师返回大地的苦恼中。这组诗一共有九首,题为“九歌”。其中一首如下: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二节 漠然现世(2)
19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
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
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
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
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
结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
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
还有一首名为“招魂”,可能是《楚辞》中较晚期发现的一首,和周朝末期发展起来的某种祭奠死者的仪式密切相关。此诗辞藻华丽,充满胜利之情,它描绘出在死者魂灵飞向天国的途中,世间所有美人都容光焕发,呼唤着死者(当然了,只有天子王公才能得到如此充裕的美人)。同时,彼界所有令人不快的事物都被诗人提及,这样,飞翔的灵魂在最后一瞬就也许能被引导回自己的身体。在所有令人不快的事物中,甚至天本身也不被排除在这种警告之外,比如以下句子中就能看到这一点:“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
20某种意义上,这些诗句显示出了相反的态度:如果幸福可以被找到,那是在地上(人间),而不是在天上。这种思想里含有此世倾向,认为惟此世才好,这让人只有费很大力气才能说服他们,“彼界”要比这个世界好得多。比起信仰“彼界”,热爱此世是中国典型的信仰。其强有力的说服证据是:上面这个文本里的此世思想非常明显地带有一种宗教感,我们在其他文本里也可看到相似情况。但是此世思想在那些着力于描绘此世和现世的文本中更为明确,而且它们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外部一切事物。这些文本主要就是被经典化的儒家作品。
孔子和中国人本主义
孔子(前551…前479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明确表达世俗思想的哲学家,虽然在孔子出生前几个世纪,这种世俗思想早已渐渐发展着。孔子将它们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尽管他本人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他的影响全部通过他弟子流传下来。他的伟大发现是“人”和“仁”德(“人”、“仁”两个词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仁”的概念在各方面显得多么含混,它带来了划时代的思想上的转变。因为从“仁”的角度来看,先王的君权神授式微为仅仅是种门面,因为“君权神授”这种公理得自超自然,得自灵魂、死者以及自然界多种生灵的存在,得自在此意义上统治生命的东西。君权当然还保留着一定价值,不过它的所有源泉都来自于人的权力,而且本质上是道德的审美的,当“天”变成一种在历史进程中并不随意干预的权力,并和人、道德规范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它不再是从世界分离出来的一个地方,分隔此世和一个或许存在的彼世之间的墙就被强固了。《论语》是孔子教义的惟一权威来源,曾表述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对所有和神鬼领域往来的事件的清楚拒斥。它想要阻遏以下情况所含的危险:如果世人接受毫无理性的、也不是此界的法则,那么他们就会抛弃“仁”的普遍法则。《论语》中的以下两章无疑表明了这点:
21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样,所有的力量和希望都被集中在此时此地。孔子看到,面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