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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约；41。
Ts’un…hsueh pien；1：48，见徐中约；41。（《习斋四存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存学编，p。79。）
有关李塨，见冯友兰（1），2：631…635，650…657，663…672；Forke（1），3：539…546；Hammel，475…479。
有关戴震，见Freeman（弗里曼）（2）；冯友兰（1）；2：651…672；Forke（1）。3：546…557；Carsun Chang（1）；2：337…358；胡适（1），3：69…82；侯外庐（2）；5：430…464；Hummel；695…700（L）。
Meng…tzu tzu…I shu…cheng，1：34。徐中约；60；Carsun Chang；2：353。（《戴震全书·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撰，张岱年编，黄山书社，1994，p。159…160。）
Meng…tzu tzu…I shu…cheng，1：36。徐中约，60。（《戴震全书·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撰，张岱年编，黄山书社，1994，p。161。）
见前文，p。444。注83。
削辫本身象征了和一切太传统的东西了断的决定性转折。在1911年的中国革命中，削辫因此也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和非汉族的外来统治挥手告别。
见前文，p。80…81，86。
有关龚自珍，见Forke（1），3：557…558：Hummel，431…434（L）。
见Nivison（倪德卫）（2），198…199。
Kung Ting…an ch’uan…chi，81。（《龚自珍全集·平均篇》，龚自珍著，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78。）
见前文，pp。72…74。
有关黄宗羲，见deBary（3）和（4），又冯友兰（1），2：640…643；Forke（1）。3：474…478；Carsum Chang（1），2：236…263；侯外庐（2），5：144…203；Hummel，351…354。
译本见deBary（3）将书名翻译成《致君书》（“Plan for the Prince”），见deBary（4），将书名翻译成《等待黎明》（“Until Dawn”），见Carsun Chang（1）。
I…ching（《易经》），Wilhelm/Baynes（卡利·贝恩斯），Pantheon Books。第36卦。
Ming…I tai…fang lu，7。 见Bary（1），537，（《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中华书局，1981，p。7。）
Carsun Chang（1）；2：259。
尽管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蔑视商朝最后一个“堕落”的统治者，但他们却是出于忠君的动机归隐山中，而且因为不肯吃周朝之食而饿死。
见前文，p。238。
据说崇祯皇帝于1644年在京城上吊之前说过这些话。当时他被叛军所围困，这些叛军入城后又被满族打败。
Ming…I tai…fang lu，1…3。见deBary（1），587…588，（《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中华书局，1981，p。1…3）
众所周知，下面两个人徒劳无功。强有权势的司令袁世凯临死前（1915/1916）建立了一个新政权，想自己当皇帝；而军阀张勋于1919年将最后一个满族皇帝溥仪（宣统）重视拥上皇位，但只为时几天。
林语堂（2），338，脚注。（译者根据此书英译本译出——译者注。）
林语堂（2），388，152，343…361，（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生活的艺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319…334）
英文有部分的译本（100章回中的30章）。见AWaley，Monkey（《西游记》），London，1942Eberhard（8）介绍了整部作品的内容。
在当代中国，这部小说被着力研究着。孙悟空被诠释成是反抗当政的民众领袖。比如，见RBS，3：No。724。
有关李汝珍，见Hummel，472…473。
Ching…hua yuan，32：128…131，Lin Tai…yi（林太乙）译，107…114，（《镜花缘·第三十二回》，李汝珍著，张友鹤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138…131。）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到女儿国的冒险经历让此书广为人知。
Ching…hua yuan，16：57，Lin Tai…yi，74…75，（《镜花缘·第十六回》，李汝珍著，张友鹤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106…107。）
Ching…hua yuan，14：48…50，Lin Tai…yi，67…69，（《镜花缘·第十四回》，李汝珍著，张友鹤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90…92。）
Ching…hua yuan，14：48…51，Lin Tai…yi，67…69，（《镜花缘·第十四回》，李汝珍著，张友鹤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90…92。）
Ching…hua yuan，11：35…36，Lin Tai…yi，57ff，（《镜花缘·第十一回》，李汝珍著，张友鹤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66…68。）
Ching…hua yuan，43，Lin Tai…yi，60…61，（《镜花缘·第四十三回》，李汝珍著，张友鹤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p。76…77。）
有关利玛窦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的充分文献，请见George H。Dunne（邓恩），Generation of Giants，（《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Notre Dame，1962。）
见前文，p。223。有关16、18世纪间的早期现代史中的反基督教运动，见George Wong（黄乔治，音）；Liang si…ing（梁思英，音）。第五章曙光（1800年以后）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1）
人造的天堂
273尽管中国人的确曾经采取过很多积极的尝试，试图解决他们的困境，诸如介绍引进早期的工业与资本主义形式（这些史实，也只有近期才被学者们逐渐努力地发掘），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现实：近八个世纪以来，中国总体处于发展的停滞之中。有趣的是，这种状况的形成，并非基于思想史朝着玄妙的方向逐渐发展；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更为关注于现实世界。而正是在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朝代，如唐朝，中国人的想像力与各种新奇的思潮纷然呈现、令人惊叹；而那时的中国在世界当时各个文明之中也处于领导性地位，与全世界的文明城市缔结了亲密的往来关系。或许，中国还不曾像那个时代那样贴近世界发展的脉搏。至于有宋一代，儒学的昌盛使情况完全发生了改变。在对疆域的拒绝和对其他宗教排斥的同时，中国也失去了增长自身智慧的可能。世俗化的倾向被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忽略了，但实际上，这种忽略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儒家对乌托邦思想的忽视，最终受到了报复。过去的历史经验已经被总结成为教条，新、旧历史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以至于只有将新的以乌托邦方式出现的观念旁置一侧，才能够保证灾难性的断裂不致出现。自宋代以来，正是儒家自己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尽管它给人一种现世的印象，但实际上它却离现实越来越远。起初，儒家还可以把现实排除出它的理论范畴“天下”之外；随着现实力量的凝聚和凸显，儒家的思想体系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乌托邦的理想化特征。随着外力的不断增强，这个封闭体系最终被冲破。19世纪，中国在西方列强强力胁迫下的“开放”被中国人深深引以为耻（其他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也遭受到了相同的命运）。但事实上，这种文明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天然合理性。从这个角度讲，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同样负有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或许是间接的。
中国人的幸福观第五章曙光（1800年以后）274当然，中国儒家学者们一开始了解到的西方思想并未使他们感到恐慌。基督教的思想，经过耶稣会会士的学者们审慎地传达之后，呈现为西方人极富宗教元素的世界观。这种形象的传达，比较成功地给中国学者留下了基督教与儒教同样开明、现世并且具有历史根基的印象①。传教士们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也帮助他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另外，作为一种宗教，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还是相对柔和的，尤其当把基督教与佛教相比后——佛教的引入，并没有撼动正统儒教的地位。只有极少部分学者，如果他们的确曾经存在，能够洞悉千禧年（末日审判）这样的概念内部具有的爆炸性力量——这样的概念，普遍存在于基督教以及其他几乎所有西方思想体系当中。同样的，他们很少能够注意到发生的一些奇怪的变化——很难想像与基督教无关——这些变化自15世纪始开始发生于欧陆的思想界，直接影响到了耶稣会会士灵活的传教方法以及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令人钦佩的知识。举例而言，在1607年，李之藻，②（卒于1630年）一个中国基督教皈依者，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论文的引言中，将那些传教士展现为儒家思想真诚的追随者。无疑，他同时忽略了基督教与儒教内部的复杂性。但是，在“礼仪之争”，即，争论古代的宗教崇拜是否值得被当作“崇拜偶像”（偶像崇拜）之后，在18世纪中期，多明我会比耶稣会逐渐取得了更多的优势。于是，一种更纯洁的天主教教条形式得以推广，这仅仅意味着，基督教滑向了一种更为大众世俗的信仰，从而被知识阶层的眼光蔑视为一种迷信活动，并且很快便被以恰当的尺度阻止。③在这次（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开始之后，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在随后的基督教影响下，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中国，尽管在本世纪，很多西方国家的确对此有过真诚的期待。
275无论18世纪儒家对基督教的抵御是多么无效，它都会发现，通过自身的教育，它很难永远填补某些空缺。而这些空缺是由它本身宗教元素的缺乏，以及道教、佛教相对被转入地下造成的。当某些思想家看到，曾经一成不变、融合古今的世界，现在变得如此贫瘠、不安定，显得如此令人厌恶、野蛮，而这种情况却又不能被简单地解决时，他们一定能够感到某种断裂。而在龚自珍之前就已经开始，怀有对美好世界的追求，颇具宗教性质的对更“今文学派”的复兴，由于更少为西方冲击，很难被轻易地反驳。与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的干扰不同，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便已受到过来自佛教的干扰，并由此产生出能够成功与佛教斗争的弹性。这一次，冲击完全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对手，而这个对手甚至不知道它要取胜的目的何在。而真正成为敌人的，并非传教士，而是商人。在19世纪上半叶，大批原产于印度的鸦片被运往中国。尽管帝国的法律对此进行了明令禁止（这种禁今也同时包括了一般烟草），但当时，尤其在南方一些沿海省份，仍有大批人成为瘾君子。与之伴随的持续、大量的非法白银外流，逐渐将中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所有证据都能够向我们表明，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对鸦片一无所知。而唐代以后，鸦片又一直被当作药品使用。④在1729年鸦片初次被禁时，中国对鸦片的进口数量还相对节制。根据当时记录，共计进口鸦片为二百箱，重量120英磅。但是到了1793年，进口数便猛增至四千箱，到1834年及其后的数年间，进口数量都每年不低于三千箱，即三百六十万磅。而这个数据，相信也一定仅仅是保守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