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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一面为在中国传教进行准备，这些准备包括出版中文书刊，用中文著
述传播基督教教义，兴办新式学校和西医院。
在搜集情报方面，郭实腊 （又译郭士立、郭甲利）起的作用最大。郭实
腊是普鲁士人，受荷兰传道会派遣到远东，1829年后成为自由传教士。他自
己表述说：“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
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
①
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为了实现这一信念，他10次深入中国东南
沿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发现当时清政府的经济、技术非常
落后，防备松懈，简直不堪一击。他预计如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
很快就会屈服投降。“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
竭力鼓吹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向西方打开闭锁
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竭力为英国侵略者出谋画策。郭实
腊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担任侵略军的翻译，从战争开始到签订《南京条约》，
他们参与了每一次侵略活动。在战争中，美国传教士雅稗理和文惠廉直接参
加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的司令
部里担任翻译。美国的传教士伯驾竭力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鼓吹美国
应乘机参与对华作战。另一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海军司令的翻译和助
手，在《南京条约》刚一签订就怂恿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1844年
2月美国政府派遣顾盛抵华时，伯驾、裨治文，卫三畏成为顾盛使团的重要
成员，直接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① 《中国丛报》1837 年8 月号，第140 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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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10月24日，在法国传教士的策划下，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
法《黄埔条约》。在条约第22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
①
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基督教会借
西方在军事上的胜利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一个缺口，也可以说是传教士为侵
略战争服务得到的回报。
基督教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得寸进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
1846年迫使清政府解除了“禁教令”。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说“天主教既系劝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
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
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但仍然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
示区别。”在“给还旧址”交涉中，天主教传教士擅自跑到各省地方，任意
指控，恣意讹诈，以还堂的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甚至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
旧址上的大批中国居民。甚至一些绅民的华丽居室，也被传教士、教徒硬指
认为当年的教堂，勒逼老百姓归还。一些受当地居民尊敬的与国家体制和文
化传统有关的地方，如会馆、公所、庵堂，也被强迫抵作教堂。传教士在外
国列强使馆的直接支持下，向清政府地方当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使这种
交涉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制造出许多事端。传教士的这种强盗行径，激起了
中国人民强烈的抵抗情绪，中国老百姓对传教士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
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同时，各国传教士违反清政府的规定，纷纷潜往中国内地，发展教徒，
进行种种不法活动。法国传教士马赖不顾中国政府的规定，1852年擅自潜入
广西桂林传教，进行不法活动，1856年2月被地方当局逮捕法办。法国勾结
英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及于1856年10月发生的“亚罗号事件”，发动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传教士成为侵略军最好的参
谋，他们为侵略军提供清政府内部的情报、军队设防情况的情报，使侵略军
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实力了如指掌。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
府被迫同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在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
均有关于传教的专门条款。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第13条规定：“凡奉教
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日，概听其便。凡…备有盖印执
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
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
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担任翻译的
传教士艾美擅自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条款。
这样通过武力和欺骗，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也获得了在中
国全境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对此既意外，又欣喜若狂，他们迫不及待要
利用这一权力去扩展基督教的范围和势力。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给国内写信
说：“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
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
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
将是有罪的。”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立即派海军司令何伯和巴夏
礼等乘军舰于1861年2月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到镇江、南京、九江、武汉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改编》第一册，第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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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同去的有好多名传教士，为向内地传教作准备。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
护，各国传教士纷纷行动起来，进入中国的内地旅行和传教。
（2）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同，它以一种
衍变了的基督教教义作为组织发动农民的主要手段。这种利用外来宗教作为
起义理论构成了中国近代史极为独特的现象。
洪秀全第一次与传教士接触是在1836年，当时他在广州参加乡试，走出
考棚时传教士向他说教并赠送给一部梁发所著的 《劝世良言》。直到1843
年，洪秀全再次赴考不中，在家乡教馆时“潜心细读之，遂大觉大悟”，受
到启发，自行洗礼，开始拜上帝和反对崇拜偶像。随后洪秀全首先向他的亲
友宣传崇拜上帝的教义，吸收冯云山和洪仁邮芟蠢瘛�1844年春，洪秀全、
冯云山离开本乡在广西巡回传道。洪秀全根据《劝世良言》和他的梦幻，再
加上一些儒家的思想写了很多宣传拜上帝教的文章、诗歌，主要有《百正歌》、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1847年，洪秀全为更全面地掌握基督教
教文，加入基督教成为真正的教徒，他和洪仁焦阒荩虼淌柯扌⑷А�
习基督教教义。洪秀全在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教义约2个多月，查考了《圣
经》的汉译本和传教士写的劝世文，参加了礼拜，了解了基督教的仪式和组
织，但是罗孝全没有给洪秀全施洗。洪秀全从广州回到广西后，决心利用拜
上帝教组织和发动一般民众，推翻清朝的统治。此间他又先后编写了《原道
觉世训》、《太平天日》等宣教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洪秀全改变基督
教教义以适应中国的情况，他把基督教的“十诫”改为“十款天条”，确定
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弟，下凡人间，来拯救世人和杀死阎罗妖的，
借此神化自己成为民众 崇拜的对象。他还借用基督教的某些组织形式和崇拜
仪式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天规”。
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军在洪秀全的率领下，对清军的作战节节胜
利，于1853年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
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外国传教士的极大兴趣。他们为太平
天国所颁发的文件诏书中所表现出的基督教感情欢呼，对太平天国充满了希
望，他们认为“这个革命运动是大有利于基督教的”。在太平天国建立初期，
除了天主教的传教士之外，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均同情。他们一方
面寄望于通过太平天国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如果洪秀全推翻了清王朝
统治了中国，那么不言而喻，基督教将在中国成为统治宗教；另一方面，他
们企图说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改变革命的方向，信奉真正的基督教。他们纷
纷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进行活动，搜集有关情报。根据传教士意见，英、
法、美等国宣布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由于太平天国境
内战事不断，传教士希望在太平天国的辖区内增设教堂，进行大规模传教的
希望落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并未改变革命的方向，因此从1855年到1859
年，传教士没有去天京活动，对太平天国持观望态度，他们忙于鼓动和跟随
各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攫取更多的传教特权。
1859年4月，洪仁酱锾炀艿胶樾闳闹赜茫环馕赏踝芾沓�
政。洪仁痛淌棵怯泄铣な奔涞慕哟ィ�1853年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
督教教徒，因此，传教士对洪仁囊云谕：槿诗到达天京后，在上海的
外国传教士又分批地前往太平天国地区进行说教，认为“干王经过几年基督
教传教士的指导和影响之后来到南京，可能对洪秀全的思想起点作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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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位，将使他可以纠正天王的谬误。”但是，洪仁⑽绰阃夤淌俊�
的愿望，传教士并未得到在太平军控制的范围内自由传教的允诺。洪秀全坚
决主张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以达到在全国传教的目的，而且认为不需要外国传
教士，中国人自己可以做好传教这件事。对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不接受《圣
经》的召唤，传教士们感到非常失望。此时他们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
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他们转而支持清政府，敌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支
持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传教士一直希望洪秀全能够接受完全意义的基督教教义和仪式，放弃将
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和仪式揉合在一
起的拜上帝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