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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九渊则以为要“先立乎其大者。”他说：“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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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语录上》，《全集》卷三十四）就是说，首先要存心；一旦“发
明本心”，就“自昭明德”，自然明理了。
三是陆九渊与朱熹的争论是关于“复性”的途径问题。陆九渊和朱熹都
主张“复性”说。不过朱熹区分了“心”与“性”。他说：“灵处只是心，
不是性，性只是理。”陆九渊则主张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区分。他认为“心即
理”，心与性是一回事，“复性”就是“复本心”。而朱熹则主张“复性”
的途径在于“明天理，去人欲”。陆九渊说：“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
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书》云：‘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
二心？”（《语录上》，《全集》卷三十四）他认为，朱熹区分天理和人欲、
道心和人心的说法是把天与人分裂为二了。但这决不是说他不赞成区分理和
欲，只是认为应该把“欲”叫作“物欲”、“利欲”而已。他说“道塞宇宙，
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
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
意见而失其本心。”（《与赵监》，《全集》卷一）就是说，使人失其本心
的原因在于两种“蔽”：第一种是“物欲”，第二种是“意见”。一般人“蔽
于物欲”，诸子百家“蔽于意见”，即认为自己的意见即是真理。只有去掉
“物欲”、“意见”之蔽，才可以复见本心。
7。陈亮的哲学思想
陈亮（公元1143年—1194年），南宋思想家，永康学派的代表。他与
叶适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与理学、心学三足
鼎立的学派。
（1）陈亮的“道在物中”
陈亮针对程朱理学“理在气先”和“理在气上”，即形而上的理或道是
形而下的气或器的派生者和支配者的观点，提出了“道在物中”的思想。他
说：“夫道非生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不论自然界和社会
都有其“道”。陈亮认为“道”是具体事物的法则，人们必须在客观的“事
物之间”去认识事物的道理。以道与事物的相联系来看，也可以说：“天下
岂有道外之事哉！”（《勉强行道大有功》）即道在物中，道外无事，相互
依赖。对什么是道？陈亮的回答是：“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
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又
乙已秋与朱元晦秘书》）这就是说，陈亮认为什么物都是道，道与物不能分
开，“何物非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陈亮还认为，理学家主张道在具体事物之外，道与人的具体行动无关，
实际上是佛教思想。他说：“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
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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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与朱元晦秘书》）。陈亮反对离开人道 （社会生活中具体的道）还有所
谓天道。正是肯定在人道之外还有所谓天道。真正的“孔孟之学”，却是主
张道表现在物中，理表现在事中，天道体现在人道中。
陈亮还反对程朱对“理一分殊”的解释，他说：“尝试观诸其身耳鼻口，
肢体脉络，森然有成列而不乱，定其分于一体也。一处有阙，岂惟失其用，
而体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说也，是推理存义之实也”（《文集·西铭
说》）。认为“道”的含义，除了指具体事物相应的法则外，也指宇宙的总
法则。而程朱认为理一分殊，是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理
与万理的关系是神秘的“月印万川”似的关系。陈亮则认为理一分殊的意义
应该象耳目鼻口与人的全部身体的关系一样，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这种关
系正是他所主张的“理一所以为分殊也”的关系。而程朱的“理”是脱离具
体事物，高高在上的精神本体，万物分享这个理，万物各得此理之全，而不
是各得其一部分。朱熹的理一分殊不是讲的总的理与部分的理的关系。所以
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陈亮的“理”是不脱离具体事物的理，
具体的物从它们的种属分类的关系说，有部分的理，有总的理。理一分殊的
理一是天地万物的理的整体，分殊是这个整体中每一事物的功能。整体的理
必须是各部分功能的总和，这就是说，全体只能是各部分组成的全体。
陈亮还依据他的“道在物中”的哲学思想，在社会生活领域提出了“本
末具举”的观点。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全面的，既要有物质生活，也要有精神
生活，二者缺一不可，“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他说，如果认为精神
生活是本，物质生活是末，则精神生活不能独立于物质生活之外，必须通过
物质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应该“本末具举”，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
（2）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
朱熹认为，义与利、王与霸的对立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天理即是义
理，人欲即是功利：义理就是讲仁义道德，功利就是讲利欲。那末，“革尽
人欲”，就是去利欲，去功利；“复尽天理”，就是只讲义理，讲仁义道德。
朱熹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历史观上，提出“王霸义利”之辩，鼓吹复古主义。
他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坏，特别是帝王心术的好坏。夏
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术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所以天理流行，社会上一
切都是至善的、光明的，是王道政治；汉唐以来的帝王心术只在利欲上，所
以社会历史长期陷入混乱、黑暗的局面，是霸道政治。在朱熹看来，历史的
演变是退化的，人们的道德品质愈来愈低，原因就在于三代圣人心传的道统
失传了。因此，他认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
德修养入手，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微妙的“道心”由隐而显，恢复
道统的统治，才能重现三代的王道政治。
陈亮针对朱熹的空谈义理、心性，提出“义利双行”的功利之学。他认
为，物质生活欲望出于人的天性，“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为欲”，人的
情欲“有分”，“有辨”，能得到正当满足就合乎道德。所以，“天理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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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并行”。陈亮还针对朱熹的所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三
代是王道盛世，而三代以下是人欲横流；虽然汉唐强盛，但决不能“以成败
论是非”的观点，强调事功、功利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观“心”，
即动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迹”即效果，“心”要通过“迹”来表
现，没有“迹”就无以判“心”，三代圣王与汉唐皇帝一样，都是有心有迹
的，历史上从来就是“义利双行，所谓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在历史上也从来
是交杂并用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三代以上”和“汉唐以下”的绝对鸿沟。
古今的“贤君”都有他们的功业建树，区别只在于有的“做得尽”，有的“做
得不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不于主观动机上的有什么“义”与“利”、
“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差别。他反驳朱熹说：“秘书（按指朱熹）以为
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
洁。” （《龙川文集·乙巳又书》）陈亮认为物质欲望是人的天性，不容抹
杀，统治者只能“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龙川文集·问答七》）。他
主张统治者应用赏罚的手段来使为善者得到富贵尊荣，为恶者得到危亡困
辱，就是说要顺应人的天性来进行统治节制，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天性的利
欲要求。所以他说：“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腐之论也；执赏罚以驱天下者，
霸者之术也。”（同上）陈亮显然赞同古代法家的理论，在他看来，“霸术”
既然可以收到驱使天下的功效，那就没有什么不好。他说：“谓之杂霸者，
其道固本于王道也。”（《龙川文集·又癸卯通书》）霸道原是本于王道的，
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陈亮完全从事功效果着眼，认为凡事只要能够
做到功成事济，便是正确的。
8。叶适的哲学思想
叶适（公元1150年—公元1223年），南宋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代表。
（1）叶适的“道归于物”
叶适在批判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和老子的“道行天地”的观点时，
继承和发展了陈亮的“道在物中”的思想。叶适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
物有止，道无止地。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
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习学记言》卷四十七）意思是：
物与道不可分离，物在哪里，道也在哪里；物与道又是不同的，因为物是有
限，道是无限的；不知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知得物就能达到道，即只有
通过物才能知得道、达到道；道虽然是无限的，贯通一切事理，但最后仍然
要归结到物，而不致使道、物流散。因此，叶适认为物是比道更重要、更高
的范畴，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
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进卷·诗》）天地之
间有形象的东西就是物。叶适反对理学家讲的所谓“太极”。理学家都将《易
传》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奉为“宗旨秘义”，但叶适却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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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其实是“文浅而义陋。” （《习学记言》卷四）叶适以为，所谓“极”
无非是标准、准则的意思。”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进
卷·皇极》， 《水心别集》卷七）“极”并非是在物之外存在的一种东西，
而是在有物才能建极，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另外有“道”和“极”。叶适也
反对朱熹所说的，先有“太极”才有万物，先有房子、车子之理，才有房子
和车子，等等，他认为不应作“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区分，说：“若
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习学记言》卷四）那么，什么是“理”
呢？叶适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
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
然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