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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商人的利润等等。这个论点对美国来讲就不那么正确。因为那里的税收构成只占18％，而属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约占50％。在日本，政府拿28％，45％归欧佩克。不论如何折算，消费国政府对欧佩克说法的回答是，它们在本国国境内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向他们的公民征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的销售税的宏观经济后果跟“欧佩克税”的宏观经济后果惊人地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是，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消费国在1974年到1978年关心的核心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油价将继续上升还是保持或多或少的平稳，从而为通货膨胀所削弱？经济是增长还是崩溃、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数百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流向等等都将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虽然欧佩克通常被说成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这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中东两个最大的产油国，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继续斗争的焦点。这不是新的抗衡，在六十年代，这两个国家一直为谁生产的石油最多而竞争，现在这两国仍然为价格和争夺优势地位进行着斗争。
在伊朗国王看来，1973年12月油价上涨是他的伟大胜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他看到了他的契机、机遇和前景——仿佛上天赐予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收入，以实现他建立他所谓的伊朗伟大文明的雄心，并且解决伊朗日益增大的国内经济问题。伊朗皇后在七十年代说过，“我的丈夫生平最大的嗜好之一是：开飞机，开汽车，驾驶油艇——速度！”伊朗国王把他爱好速度的激情运用于他的整个国家，企图飞快地把伊朗推入二十一世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无视这种高速所引起的激动不安和迷失方向，以及许多不同意他迷恋现代许多新玩意儿的人的反感和不悦。国王声称伊朗将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国；它将成为新的西德，第二个日本。他吹嘘说，一伊朗将是世界上不能等闲视之的国家之一，人们梦想到的一切都能在这里实现。“
大量石油金钱的流入使他脱离了现实。国王让他的野心和梦想弄得身心憔悴，他开始相信皇帝的种种气派排场。谁敢不同意国王的意见、进谏和传递任何坏消息呢？至于对待提高油价的批评，国王的态度是尽量挖苦和傲慢地打发回去。他说，西方的通货膨胀使得有理由进一步提高油价，他不信所谓高油价本身可能对通货膨胀火上加油的看法。他对美国大使说，“工业大国可以用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干坏事而逃之夭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要你知道，伊朗国王不会在油价问题上屈服外国的压力。”而且伊朗的石油储量比较有限，至少同其邻国相比是比较有限的，这也为主张提高油价宜早不宜迟提供了根据。因为如果迟了，伊朗的石油储量可能枯竭。而且，最后还有伊朗国王的傲慢。过去的种种屈辱这时可能统统被埋葬，所有的讽刺挖苦都可置之不顾。1975年时他说，“有些人过去认为——也许有些人今天还以为——我是美国人手里的玩物，为什么我要同意充当玩物呢？我们有理由拥有力量，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满足于做别人的工具呢？”
可是在他大力促进油价进一步上涨的时候，伊朗国王和他隔海相望的邻国发生了冲突。沙特人从来不赞成1973年12月油价上涨的幅度。他们认为上涨的幅度太大，对他们自己的情况构成的危险太大。他们害怕经济上的后果。而且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在失去对欧佩克对石油作出根本性决定的控制，这是对这个石油王国的存在及其未来极其重要的。油价进一步上涨所激起的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周期的反复出现不符合沙特人的利益。沙特人由于他们的石油储量丰富，与伊朗不同，保持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要对他们有着决定性的利益。他们担心高油价和由此引起的预期，可能促使人们节能，甚至采用其他燃料，从而改变并压缩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因此使他们的石油储量减值。
从以上考虑又派生出其他的心事。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的国家，譬如从人数上讲，并不比弹丸之地的香港多。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可以造成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以及危险的期望，削弱使这个王国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沙特人也不愿意让更高的油价干预和破坏他们在阿以冲突方面的目标或者使之复杂化。而且他们担心高油价对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因为这种不稳定到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七十年代中期，欧洲的经济困难似乎使政府为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尤其在意大利是如此，而且共产党人在欧洲地中海沿岸掌权的前景使沙特政府深为不安，沙特政府对苏联阴谋包围中东已经非常害怕。
利雅得还有另一个心事，那就是伊朗。他们深信伊朗国王竭力提高油价目光过于短浅，过于为他的野心所驱驶。进一步提高油价只会使伊朗更有钱有势力，使它能购买更多的军火，从而改变战略的均势并鼓励伊朗国王在海湾称霸。沙特人间，美国人为什么对伊朗国王那么着迷？1975年8 月美国驻利雅得大使向华盛顿汇报说，扎基。亚马尼说过，“伊朗和美国永恒友谊的谈论使他和其他沙特人恶心。他们知道，伊朗国王是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的心态非常不稳定，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观察力就有问题。”亚马尼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离开舞台，我们也可能在德黑兰遇到一个暴力的反美政权。”
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多种多样原因，沙特人在欧佩克的屡次会议上有目的地、强有力地推行他们反对进一步提价的方针。他们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有一个时期甚至迫使欧佩克接受两种不同的油价：沙特人和他们的盟友阿联酋一种较低的油价，其他十一个成员国一种较高的油价，当其他石油输出国寻求提高油价的理由时，持反对意见的沙特人会提高产量，设法削弱市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他们可维持的生产能力并不像他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 亚马尼
在沙特人上述的所有谋略中，人们的注意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艾哈迈德。札基。亚马尼。对全球的石油工业，对政治家和高级公务人员，对新闻记者以及在全世界看来，亚马尼成了事实上的石油新世纪的代表和象征。他有一双大而清澈的似乎一眨也不眨的褐色眼睛，和一撮经过修剪的略微弯曲的山羊胡须，这副面容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但是为了追求简单化和个性，也是对沙特阿拉伯不透明的政治结构的反应，全世界有时候混淆了他的作用，并把他说成拥有比他实际拥有的更大的权力，归根到底他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代表，尽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代表。他不能强制规定或单独决定沙特的政策，他可以影响沙特的政策。他的外交作风，他高超的分析和谈判的本领，他应付报界的能耐，这一切使他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权力增长还由于他的命长，他呆在那里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要长。
虽然人们都管亚马尼叫“族长”，拿他的情况来说，这个头衔是对像他这样的杰出平民的尊称。按出生经历看，亚马尼是个汉志人，一个来自比较世俗和商品化的沙特红海海岸的城里人，而不是一个来自比较偏僻的沙漠酋长国的内志人，内志酋长国是拥护伊本。沙特发家的根据地，把利雅得看作是他们的中心。亚马尼在1930年生于麦加，正是那一年，圣约翰。菲尔比说服老国王伊本。沙特相信“这个王国要摆脱极为困难的财政状况，唯一的出路是让人家勘探石油和矿藏。”在亚马尼的童年时期，骆驼仍然挤满了麦加的街头，亚马尼晚上看书，不是靠油灯就是到已挂起了电灯的清真寺去。
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宗教教师和伊斯兰律师；他的父亲曾是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这种知识和宗教虔诚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亚马尼的世界观和聪明才智的发展。在他的父亲回到沙特阿拉伯后，他们家在麦加的房子成了他的学生集会的地方，“其中许多人是著名的法理学家，他们和我父亲讨论法律和辩论案子，”亚马尼后来说。“我开始参加他们的讨论，而且在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和我往往还会几个小时不睡觉，他教导我，也会批评我的观点。”
亚马尼的聪明才智早在沙特的学校念书时就已显露。他离家到开罗读大学，然后进纽约大学法学院学习，接着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了一年，进修国际法。他还培养了一种能力，能够凭直觉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以及如何跟美国人沟通思想而又轻松自如。回到沙特阿拉伯之后，他在国内开设了第一家法律事务所，充当政府各部门的顾问，并于1957年拟订阿拉伯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合同，这家公司是打进中东大石油公司之列的日本国际财团。
亚马尼也为各报纸撰写关于法律问题的评论，最终引起了最有用的靠山费萨尔亲王的注意。费萨尔亲王是伊本‘t 沙特的次子。他请亚马尼当他的法律顾问，1962年，当费萨尔与他的兄弟沙特的争权取得胜利之后，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撤了民族主义的石油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的职。他任命三十二岁的亚马尼为其继任人。亚马尼最初的任务是终止塔里基同阿美石油公司之间的对抗，同时以更加敏锐和巧妙的手法和效率去努力达到同样的最终目标。“我宁愿随时听塔里基的大叫大嚷，”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人抱怨说，“亚马尼则以动听的说理把你逼到绝境。”
到1973年禁运时，亚马尼已经担任了石油大臣十一年，有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手腕——和极高的谈判才能，他的声音柔和，迫使对方苦撑苦挨，默不作声地听取他讲话。他几乎从来不发脾气，他越是愤怒，越是平静。浮夸的词藻不是他的风格。他合乎逻辑逐点说下去，对每一点的论述详略得恰好足以阐明问题的实质、前后关系、当务之急以及后果。他讲得又是那么简单明了有说服力，那么具有压倒之势而无法招架，只有狂人和傻瓜才能表示不同意，这种陈述方式对许多人来说是使人人迷，不可抗拒，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绝对叫人发怒的。
亚马尼精心制造他的神秘气氛，他是耐心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人的大师。需要时，他会一言不发，以手指拨弄他随身带着的安神念珠，凝视着他的对话者，直到话题改变为止。他始终在“下棋”，细心捉摸着对方的位置以及如何达到他要达到的地方。虽然他是一个老练的策略家，擅长于玩弄阿拉伯国内外的短期需要所要求的那种策略，他也总是设法从长远考虑问题。这是和他作为一个人口稀少而拥有石油储量居世界1 ／3 的国家的代表相称的。“在我的公职生活中，在我个人生活中，在我所做的一切，我从长远考虑问题，”他有一次说。“一旦你开始短期考虑问题，你就会遇到困难，因为短期考虑只不过是为眼前利益的策略。”西方世界，他认为，就是受短期考虑——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之害。亚马尼生性是谨慎和算计的。“我无法容忍赌博，”1975年他在已达到他的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