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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
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
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
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
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
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
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
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
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
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
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
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
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
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
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
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
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
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
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
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
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几千年的
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
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
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
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
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
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
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
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
，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
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
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
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
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
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
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
，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
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
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
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
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
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
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
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
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
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
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
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
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
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
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
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
，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
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
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
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
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
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
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
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
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
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
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
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
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
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
总还不是要不得。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毕明迩
九月三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
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后；都接着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
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
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
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
火不相容的。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
很困难很危险的。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
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
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把中国
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他的许多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
本书也一样。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在这本书里；得
和失；钱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彩的东西不能抛弃。即以科举制度
来说；许多史家认为是八股取士；害了读书人；也害了国家。而本书说： “自唐至清；此制推
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
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关于科
举取士制度的许多具体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详引了。
丁先生文中讲到政治和权力；钱先生书中强调的是权力应有划分；应受监督；
历代政治，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唐朝的节度使；权力太大；不受监督；唐朝就崩溃
在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可说是全没有制度；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全只有
法术；更不见制度。为了便于满族皇帝的专制；就废除了宰相（明代已废；清朝沿袭之）。最高
命令就由皇帝发上谕。还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发下） “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
心决不能形成出制度。”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对于辛亥
革命；推翻满清（现在不用 “满清”这词；但当年是用的，钱先生书中也用这词）书中说
“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
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
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因对
于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于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
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从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
书和鲁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这 “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或正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追求的
目标；而 “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的结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现了。可见；这历代政治得
失；是一定应当好好研究的。
钱先生原书；除了政治；也讨论了经济；丁先生文没讲到；本文也不讲了。有一点还想
提一下；就是关于太平天国。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
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
；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一斑可
以窥豹；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和几十年来习见的观点不同的。
原书是一讲演集；是五十年代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讲的。历史，是应当成为战略的
顾问的。今天读此书；或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