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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不光是在国民党，就是在中国，打逐次抵抗战，廖耀湘也堪称一流好手。
从卫立煌到杜聿明、郑洞国，当年的远征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军长，成了黑土地的“剿总”司令官、副司令官。从长春的新７军军长李鸿，到辽西的新１军军长潘裕昆、新３军军长龙天武、新６军军长李涛、４９军军长郑庭芨，都是远征军中威名赫赫的战将。在军装笔挺、金星闪亮的国民党将军丛中，他们是骄子，是宠儿，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坚。
有一种“外来户”感觉的胡宗南系统的范汉杰，也是抗战名将。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４日的一封电报，共产党人这样描述林彪进关后的第一个对手傅作义。
嵩：
傅作义部队之干部带兵方法系采用冯玉祥之养兵政策，所赋予之任务毫无犹豫不决，毅然执行其牺牲之精神特强，傅对战时之兵力运用颇冒险性，尤于重点方面之攻击，每不顾前后左右之部署如何兵力如何而对重点必集中全力攻击之，如此次集宁张家口之役，均集中其全力以赴其新攻击之目标、而其后方之基地方面则仅留残余老弱之少数部队以守之，其部属谓如当时共军若以小部袭其后说决无今日之傅作义作以其屡次冒险，故获成功，部属对之极表钦佩，而傅也颇以为得。
璋
即使是一般将领，打正规战，经验也不比共产党将领少。而在文化素质方面，“战大系”的共产党将领，更是差得远。不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大老粗”的牌子就不会那样响。
而现在，狮子也好，绵羊也好，用蒋介石的话讲是“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用郑庭芨的话讲是“到哈尔滨扫茅房去”了。
笔者在某处见到一本《东北被俘、投诚、遣送国民党军官通信录》，当年威风凛凛的“团长”、“处长”、“政战主任”之类校官们，大都成了“社员”。如今还活着的，大都在区县政协当了个“委员”。
将是名将，兵是精兵，10月26日拂晓，新1军正在和71军交接防务时，阵地被突破。混乱中，官兵奋勇扑向突破口，军部特务营和骑兵团也投入战斗。马上不得施展，就下马白刃格斗，终于将阵地恢复。
71军、新1军和207师3旅攻击黑山时，都组织了“敢死队”。在包围圈中那些窝棚，没来得及组织“敢死队”。一些老人说，那也跟“敢死队”差不多，一个个像长了两个脑袋，拚命往外冲。子弹打光了，冲锋枪不能上刺刀，就抡起枪把子和你打。
翟文清老人说，他那个连打下锦州後补充的三个排长，在辽西又都打掉了。
杨克明老人赞叹廖辉湘兵团西进的行军队列“像检阅似的”，邱会作老人则用同样的语调赞叹企图夺路逃跑的新22师。
老人说，新22师向新民撤退被6纵顶住了，又想奔辽河边上抢渡口，准备逃营口。在一个叫“六问房”的地方，稀哩糊涂叫我们碰上了。七、八路纵队，漫地里卷著黄烟过来了。纵队部几个人趴在一间房顶上，离他们就100多米远，身边只有两个营，也是22师的。我们又是枪又是炮地猛打，敌人不理眯，倒下就倒下，没倒下继续走，队形不乱，就是脚步快了些。战士们这个气呀，边打边骂：他妈的“虎师”，死到临头还这麽硬气！
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在南亚丛林中的新1军和新6军：
这“是一支种族繁杂的军队，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克钦族人和印度人，不过最英勇的要算中国人。在这里，各国军人都知道，史迪威训练的中国军队是精锐顽强之师。士兵们臂膀粗壮，肌肉结实，他们对於手中的美式武器非常熟悉并运用自如。他们不仅对自己充满自信，甚至敢於藐视他人。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缅甸人，还是其他甚麽人，只要触犯了他们，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汤姆枪占领一个据点，就能阻止一群敌人的进攻”。（47）。
从印度到中国，横贯缅甸，一路扫荡“武士道”，也迎头痛击一切敢于藐视中华民族的人。
这是何等的国威，军威！
如今，血为谁流，命为谁丧，威为谁扬？
林彪曾几次准备集中十个主力师，消灭这个“王牌”中的“王牌”。
可这个“虎师”既有虎的猛勇，又有狐狸的狡猾，能打又能溜，“黑土地之狐”始终未能如愿。一些老人说：那时一提起新22师，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味儿。
辽沈战役後，几个纵队都提出这样个问题：新22师究竟是谁消灭的？
刘亚楼哈哈大笑：反正是八路军消灭的！
打了3年，各纵大都和新22师交过手，都没占多少便宜。这次，它这个窝棚撞一头，那个窝棚撞一头，这个纵队打一下子，那个纵队打一下子，都想和这个“虎师”真干一家伙，又都没用上力气。几头撞过後，它自己唏哩哗啦“散花”了。
不光新22师是谁消灭的说不清楚，其它军师也是一团乱帐。战後清点俘虏，西进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各纵队都有。
曾经在缅甸仁安羌大捷中轰动英伦三岛的新38师，在长春听说长官决定投降时，一些官兵抱头恸哭，泣不成声。在这里，新1军和新6军一些官兵，也是哭著缴枪的。
尝闻汉飞将，
可奇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
残兵哭辽水。
10月28日拂晓，喧嚣的战场沉寂下来了。
晨光曦微中，厚重的铅色的雾一样的硝烟，带看股湿热的血腥气，压抑看空旷的辽西平原。树木擎著通红的火把在地平线上很有耐性地燃烧，像一盏盏长明灯，又像一根根生日腊烛。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房烧得只剩残垣断壁，张著焦黑的大口，有的还在升腾着烟雾，远远望去，就像一楼楼飘着饭香的炊烟。
被战火蹂躏的逐渐冷漠的旷野里，到处是丢弃的作战物资。大至车炮，小至一条军毯，一支“马牌”橹子，一听印著“USA”的罐头，一个兵团从司令官到士兵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车炮有的停在路上，大炮还挂在牵引车上，有的倾倒在路边沟里、河里，有的只剩个焦黑的铁骷髅。车炮旁，一具具焦黑的，或是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焦黑的、平光光的和黄褐色的抖索着枯草的野地里，以人世间各种最残忍的，也是最自然的姿式，横躺竖卧着。
在那还涌流著红色和白色液体的创口上，一个个灵魂还在苦苦挣扎。在那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里，灵魂已经解脱，在雾一样的充满血腥的烟霭里，开始了冥冥世界的旅程。
灵魂还完整地保存著的躯壳，影影憧憧，就像一个个幽灵在向西游荡，游荡，游荡……
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彼俘的德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
在从韦尔佳奇住北去的空旷荒凉的乡间小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俘虏队伍在蠕动着。他们向车站走去，所有人都弯著腰，步履艰难。他们蓬乱的胡须上挂着冰块。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垫子，他们都用来裹着白己的脑袋和肩膀。他们用铁丝把干草紧紧地包扎在他们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辆大卡车紧跟着他们，收拾那些在后面躺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倒下去，没有一个俘虏再去看他一眼。警卫队不得不自己费力地把他抬到卡车上去。（48）。
战後，在这一战役中被俘的近10万德军俘虏，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国。
无论打红眼了时多麽残忍，无论长春的草民百姓怎样“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在中国，在黑土地，那俘虏政策也是够人道、够宽容、够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辽西平原上这些被缴械的人若不是中国人，被收容後能给发路费，打路条，回家去吗？
毕竟都是中国人。
悲哀也正在这里。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的妻子女儿，尤其牵挂女儿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儿嫁给了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经常梦见女婿是个粗野的美国大兵。噩梦醒来就悔恨，诅咒，为甚麽对蒋介石那样尽职尽责，却丢弃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从那条用鲜血打通的滇缅公路，到这片兵败如山倒的黑土地，他们有过自己吗？
拿到了路费和路条的，为甚麽要选择这条路？昨天还吃国民党饭，今天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思想、感情一时还转不过弯儿？他们懂得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义”吗？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怀里，冲锋时端在胸前喷火冒烟。他们手里拿著枪，他们又是谁的枪？而今，凭着一张路条和这点路费，他们就能永别武器吗？
莫道万里迢迢，莫道腿脚有伤，一瘸一拐，扑到老母膝下，拥抱妻子儿女，多少年梦魂萦绕的渴望，自会产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前面等侍他们的会是甚麽？饥饿，寒冷，疾病，和由此产生的野蛮和残忍，随时都可能致他们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枪的队伍，都可能把他们重新拉入队伍，再塞给他们一支枪。
（1948年8月，“栗陈唐钟张”（49）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中，专门谈到东北释放的俘虏进关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说：“俘虏回去必为敌人抓去重新当兵，在我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情况下，建议由冀鲁豫军区于黄河渡口及各地方军区设专门收容机关，进行审查各处所溃败及走散之俘虏人（员？）尽量争取参加我军。”）。
那些永远被抛在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家了？还是奔南京总统府索命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自己，到了那个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吗？
伴著母亲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承担了甚麽责任？为谁承担了责任？
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或仰望苍穹，或俯面大地，无论看到了甚麽，领悟到了甚麽，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这身可恶而又可怜的“黄皮”，也将被像他们父兄一样的穷人扒去。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再赤条条离去。而在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将再隆起一座座空坟。
那坟里会放些甚麽，一套离家前穿过的衣服，一本爷爷传下来的《三字经》，一把曾助他为父母尽了点孝道的镰刀，锄头，一支儿时玩遇的小木枪？
啊，枪！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不要！不要！！不要！！！
胜利锣鼓
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的百刃老人，辽沈战没期间，做为新华社驻东北军区记者，一直随16师“前指”行动。辽西那些窝棚复归平静後的第二天，他策马去46团2连采访。
凛冽的寒风中，老远就听到一阵锣鼓声。
在一家土坯围樯农院里，有三个战士，一个在打鼓，一个在敲锣，一个在击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间插支橹子，胸前挎架照相机的骑马干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礼并上前报告了。这一刻，三个人好像没看见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