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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难民证”(35)。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
李素娥:
我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撑死的。
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麽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起来,这枪口怎麽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60熊”起义了。
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1987年,美国得克萨期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43万2千人的死亡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昊4时至7时。
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1945年8月6日。
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
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
一座城市,因战争而后活饿死这麽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历史如是说
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静静悄悄。
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没有枪和照相机的芸芸众生伴著垒垒白骨,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这就是:“兵不血刃”!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10万守军,实骂“善之善者也”。可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血肉横飞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对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困战,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的杀戮,侵略者的屠刀与骨肉同胞的相残,是一样的吗?
那住挎支木头匣子枪的围城的“来顺”,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个了吗?
流血的政治演化成这种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了!
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
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甚麽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没参加围城的部队,看到出来的难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这麽说,这麽想。
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36)。
後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37)。
有人说:活活饿死那麽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
如今一个人质,会把首相、总理、总统折腾得寝食不安,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斡旋,解救。这充份显示了一个民族和人类的人道、人权、尊严、价值和文明进步的自主意识。当此稿正修改到这里时,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区的三条倒霉的灰鲸,成了人类的宠儿: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军用飞机被调往那里,一条大型破冰船为它们开出条8公里长的水道,两架“天鹤”式直升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花费达数百万美元。其实,这种从1946年起受保护的灰鲸,由于数量骤增,